《开放的现实主义：新时期现实主义电影的题材与风格（1979-1989）》：
新时期初，在探索电影本体论方面，《丢掉戏剧的拐杖》提出的首要任务是要摆脱戏剧和文学对于电影的禁锢，厘清电影与文学、戏剧平行的关系，而不是后两者的特殊表达方式，这也是电影艺术性一直被忽视的深刻反映。因而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文化背景之下，使电影获得它本来所拥有的艺术地位和价值，其关键在于扭转电影的附庸地位——相对于意识形态和其他艺术形式的附庸。这时，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提倡则是最为有力的手段。因为，高扬一种艺术形式的媒介特质和艺术价值，首先根本上要凸显它作为独立的艺术形态所特有表现手段，即电影的媒介特性。电影发展的历史，事实上是电影语言演进的历史。如果仅仅停留在表意与主题层面，电影就无法体现出自身相对于文学的影像特性，相对于戏剧所具有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性等特点。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增强自己所掌握的艺术形态的现代性，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升自己在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位置的方式之一。这与文学界朦胧诗、先锋派小说出现的状况是相通的。朦胧诗与先锋派小说的作者在追求文学表达的可能性，事实上也是一种文学语言的现代化。表达什么主题相对不重要，关键是表达的手段，造成的结果也必然是这种手段日益晦涩难解。之所以晦涩难解是因为它脱离于大众接受所熟悉的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言说方式。不论是电影还是文学，追求艺术语言的现代化，就是要明确确立电影与文学创作者们对这些艺术形式的绝对占有地位。“十七年”与“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其被压抑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新时期的文化艺术领域，艺术语言的现代化、作品的先锋性实验成为知识分子选取的方式。
1979年，李陀、张暖忻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电影界追求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先锋之作，这篇文章甚至被评价为“探索片的纲领”“第四代导演的艺术宣言”等。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论述了造成目前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过陈旧的原因在于文艺创作路线上一直存在的反映“左”倾思潮的文艺思想，歪曲了马列主义的美学原则，导致只要内容、形式无关紧要的创作原则。这也造成了文化界的部分人士对于“四人帮”所推行的极端文艺策略缺乏敏锐的辨别能力。彼时新时期刚刚开始，陈旧美学观念的恶劣影响还未彻底消除，这集中表现在对于电影作品的评论仍旧停留于思想内容层面，偶尔出现的对艺术形式的探讨，也是建立在形式是如何为内容服务这个角度做出的分析。第二部分对世界电影语言的演进过程做了简明而系统的论述。自卢米埃尔、梅里爱讲起，至无声片鼎盛时期的苏联电影的蒙太奇理论，巴赞的场面调度理论，还包括了有声片和彩色片的出现带给电影的巨大的美学变革。在这个时期，厘清电影语言观念的启蒙意义，在于帮助中国电影人建立真正的现代电影观念。第三部分则集中阐述了现代电影艺术对电影语言的实验探索。分别从叙事方式、镜头运用、造型手段和节奏方面描述了电影现代性的表现形式。而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以及巴赞长镜头理论的提纲挈领的描述，意在将中国电影放置在世界电影发展的大背景下，以便找到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第四部分则论述了西方电影语言突破民族化发展的可能性。
《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的美学革命性意义，在于为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寻找到了共同发展、同时具备各自独立存在的可能性。文章的作者，同时也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暖忻，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实践着丰富电影语言的多种表意的可能性。她算得上是中国电影界同时具有深层理论素养又具有创作能力的典范之一。在西方电影史的发展历程中，真正杰出的艺术大师，无一不是既有艺术创作经验，同时又能够在作品中融入深层次、系统性的理论思考，具备高度艺术自觉性的导演。张暖忻在理论层面与创作层面对于中国电影现代化做出的探索性工作，是非常可贵的艺术经验。与此同时，整个第四代导演的创作都显现出在电影语言方面强烈的探索精神与艺术自觉性。典型代表还有郑洞天的《邻居》中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探索。由此，电影艺术的独特艺术品质——影像性——才真正在中国电影中寻得一席之地。这篇文章为中国电影理论界提供的生存契机在于，开启了将中国电影理论创作以及电影批评引入世界电影的语境之中的进程。
同样对电影语言进行思考的文章，还有1980年《电影文化》第一辑发表的周传基和李陀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关于长镜头理论》，文章系统深入地考察了长镜头理论各层面的美学问题，进一步确立了巴赞长镜头理论在新时期的重要位置。
而李幼蒸对于西方结构主义哲学著作及符号学等现代电影理论重要论著的翻译和传播，则是新时期电影理论在一种更深层面的理论引介。因为包括电影符号学在内的现代电影理论很难对于电影创作实践有具体的指导作用，因而这些理论所具备的独立性价值就体现出来，即电影理论的自体完整性，不是必须以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为前提而存在的。理论本身在艺术发展中所具有的生命力和繁衍发展能力，以及它能够提供给人们以认识和分析现实状况的“洞见”的能力，才是理论价值的根本体现。这种传播工作的意义在于拓宽了中国电影理论界的生存空间，丰富了其发展方向的多元性。西方电影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电影被放置在世界电影的语境之中进行思考，又将世界电影引入中国电影人的研究视阈之中，这些努力在新时期全新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大背景下，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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