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末篇
《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前言
苍茫险峻的阴山山脉，以其雄浑的气势，横亘在内蒙古高原的中部。在其南侧阴山脚下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丘陵起伏，河流曲折，湖泊星罗棋布。在这些地貌特征并不相同的地理单元内，分布着众多的原始文化聚落遗址。黄旗海南岸的丘陵地带就是这些远古文明孕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本书公布的是这一区域中，庙子沟和大坝沟两地三处遗址的全部考古发掘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
一、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一）自然环境
黄旗海盆地所在的察哈尔右翼前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中南部地区，其地东邻兴和县，南接丰镇市，西与卓资县相靠，北界察哈尔右翼后旗。地理坐标为东经112°49′～113°40′，北纬40°41′～41°43′。黄旗海盆地属于阴山山地两侧低山丘陵中的13个串联盆地之一，在白垩纪时形成坳陷盆地，沉积为紫红色、灰绿色、黄白色泥质页岩，粉砂岩，含砾砂岩等河湖相沉积物。盆地内海拔约为1230～1400米，周围环抱的低山丘陵和熔岩台地海拔1400～1700米左右。盆地内的岩层主要为下白垩系和较厚的第三系、第四系冲积湖积成的砂和沙砾石层，盆地周围为冲积洪积扇裙。主要山脉有岱青山、大敖包山、灰腾梁和琵琶梁等。
黄旗海盆地及其周围的地貌形态，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即湖泊、冲积湖积平原、黄土丘陵台地、熔岩台地、基岩丘陵等。盆地中心的黄旗海是内蒙古高原面积较大的内陆湖泊之一，东西长约20千米，南北宽约9千米，湖水面积约110平方千米，平均水深3～5米，最大水深约10米，蓄水量约5.3亿立方米。湖水补给除湖面降水外，主要来源于霸王河、泉玉林河、大喇嘛河、大河湾、呼和乌素河和磨子山河等19条河沟，这些河沟一般较为短小，河水暴涨暴落，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征。盆地的冲积湖积平原在黄旗海四周有广泛分布，邻近湖泊的地区主要是湖积平原，在山前主要为坡—洪积平原和冲积平原。熔岩《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前言003始末篇台地海拔1500米左右，从中新世晚期开始经过多次熔岩流喷发形成，因长期遭受侵蚀，台面被深切的沟谷分割成面积不等的桌状山和剥蚀山。黄旗海南岸呼大公路（呼和浩特—大同）西南侧的主要地貌是基岩低山丘陵，其岩性主要为太古界的片麻岩和花岗岩。在基岩低山丘陵的山前地带及河谷的阶地之上，覆盖着厚约几米或十几米的黄土或黄土状土，形成黄土丘陵台地，这些黄土主要是在晚更新世以来由风力吹蚀而成，部分是流水再次搬运堆积的产物。黄旗海地区已经处于黄土丘陵分布的边缘地带。
黄旗海盆地为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是东南季风、西南季风与西风环流共同作用的地带，这三种大气环流的强弱变化，决定了该地区的气候，尤其是降水的状况。在内蒙古气候区划中，这一地区属于温凉半干旱偏润气候区，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夏季受大陆低压控制，多寒干燥，风多雨少，昼夜温差大，冬季长达5个月，年平均气温4.5℃，最高气温39.7℃，最低气温－34.4℃。年平均降水量为376.1毫米，多集中在夏季的7～8月上旬，平均相对湿度为40%～50%，年均无霜期131天。
该地区土壤属于草原栗钙土地带和暗栗钙土带，原生植被为半干旱区森林草原，其特征是草原、草甸和森林植被共存，其中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是主要类型，在低湿地区有盐生、中生、湿生的草甸植被。该地区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浅层水深约在2～5米之间。就气候条件而言，该地区本应为典型的草原地区，但是，由于广泛分布的草原、黄土丘陵和玄武岩台地的地形平坦，土层深厚，在人为作用下，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垦为农田。因此，该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表现为灌溉农业与旱地农牧业以交错的生产方式共存。
察右前旗所在的黄旗海地区，由于四周较高、中间低洼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多样性的经济生产结构。全旗经济以干旱、半干旱农业为主，适宜种植小麦、马铃薯、莜麦、胡麻等喜凉作物，还有谷、黍、甜菜等粮食和经济作物。该地区畜牧业历史悠久，曾是内蒙古高原著名的八大牧场之一。主要草场类型为山地干草原草场、丘陵干草原草场和低温草甸草场，大部分为优良牧草。现在仍利用山林草地和河滩沟畔从事畜牧业，主要牲畜有牛、羊、马、驴、骡等家畜。同时，还利用水库沟溪和大、小淖尔海子养殖鱼类，主要有青海湟鱼、鲤鱼、鲫鱼、草鱼等。此外，在黄旗海周围盛产芦苇，野生中草药亦分布较广，在丘陵山地间还存在着成片的天然和人工森林资源。
该地区交通发达，京包铁路（北京—包头）、集二铁路（集宁—二连浩特）和110国道、208国道纵横全境，形成交通干线。东进可与张家口相接，西入则进呼和浩特平原，北上即是广袤的锡林郭勒草原，南下丰镇、凉城与晋北相连。
（二）历史沿革
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所在的察右前旗黄旗海地区，有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在黄旗海南岸地区，目前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阶段的原始文化遗存，除已经发掘的庙004魏坚北方考古文选拾零卷子沟和大坝沟遗址外，还有徐家村、武家村、古楼村等多处，这是这一时期该区域原始文化最为发达的一个阶段。
商周以降，据先秦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在该地区活动的主要有鬼方、土方，以及后来被称作北狄的林胡和楼烦等北方民族，其经济结构亦主要以从事畜牧业为主，文化遗存相对较少。进入战国阶段，随着韩、赵、魏“三家分晋”局面的出现，赵国逐渐向北扩张势力。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雍即位后，“北破林胡、楼烦”，并且在其北境修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a，将赵国的势力拓至阴山脚下。这条长城自兴和县的西营子乡向西，沿阴山南麓进入察右前旗北部，经黄茂营、高宏店、弓沟、三成局、煤窑村、大土城，进入卓资县境内的哈达图乡。自此，该地区正式纳入赵国的版图，属赵国在北部设立的云中、雁门和代三郡中的雁门郡管辖。发现的呼和乌素、大九号及比邻的卓资县六苏木、丰镇市九墩沟战国墓地，卓资县城卜子、三道营子战国古城，以及在黄旗海周围地区出土的大量战国钱币等，反映的应当是这一阶段的历史事实。
汉魏时期，黄旗海地区是中原王朝与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往来征战、彼此融合，并先后控制的地区。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空前强大，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b。到汉武帝时，汉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反击战，将匈奴逐至漠北，黄旗海地区再次归入汉朝的版图，归代郡管辖。同时，在黄旗海南部地区修筑了长城。该段长城由凉城县的麦胡图乡向东北进入察右前旗境内的老圈沟、呼和乌素，再入丰镇市的红沙坝乡向东而去。在察右前旗的呼和乌素现在还保存有该段长城和相应的障城，并在长城沿线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大量墓葬。东汉晚期，兴起于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已经逐渐南迁至乌兰察布草原，他们在这里习武练兵，积聚势力，最终越过阴山，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建国后黄旗海地区属恒州之旋鸿县（县址在今内蒙古察右前旗和丰镇市交界处）管辖。黄旗海在北魏时称作南池或乞伏袁池。在察右前旗的下黑沟、呼和乌素等地，留有东汉和北魏时期的鲜卑墓葬。
隋唐之际，察右前旗先为突厥所占，后在隋王朝的辖境之内，属马邑郡之云内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统辖，黄旗海称乞伏泊。唐王朝统一全国后，该地区属单于大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管辖。
辽设五京，黄旗海地区归辽西京道的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管辖，黄旗海此时称白水泺。在察右前旗固尔班乡豪欠营子村西辽代家族墓地的六号墓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契丹女尸，是我国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金朝建立后，沿袭辽制，该地仍属金西京路抚州之集宁县（治所在今内蒙古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古城）管辖。黄旗海仍称白水泺。
元朝时期，这一地区属中书省集宁路（由金代集宁县升）和大同路平地县（治所在今内蒙古察右前旗三号地乡苏集村南）管辖。在集宁路古城及周围的墓葬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丝织品，并发现了元代的钱币窖藏，反映了元代该地区经济的繁荣程度。明朝建立后，朱明王朝在黄旗海之南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修筑了明长城，蒙古贵族与明王朝严重对立，连年战争不断。黄旗海地区同整个蒙古草原一样，遭到了战争的毁灭性破坏，人口凋敝，农田荒芜。到16世纪中叶，蒙古俺答汗与明朝修好，这一地区才又逐渐开发为半农半牧区。清朝时，按满洲八旗建制，清廷将大同、宣化边外的蒙古诸部，编为察哈尔八旗，黄旗海地区分属正黄旗和正红旗统辖。黄旗海因此而得名。民国初年，仍袭清制，归察哈尔都统管辖。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由绥远省政府管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沦为日伪蒙疆政府所属旗。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归属绥远省管辖。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后，黄旗海地区隶绥远省。1954年，改设察哈尔右翼前旗，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至今。
二、发现与发掘概述
1985年9～10月，察右前旗新风乡砖窑在庙子沟村南的山坡取土时，发现了部分陶器、石器和人骨，一名山东籍的民工，将这一情况向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作了报告。文管所所长孙家潭和罗锦明、姚永宏随后到庙子沟砖窑取土现场进行勘查，证明是文物普查时已经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即安排保护遗址现场。10月初，文管所派罗锦明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汇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业务负责人李逸友先生和魏坚认定是一处仰韶阶段的文化遗存。10月10日，魏坚和郭治中等人前往察右前旗，偕同孙家潭、罗锦明到庙子沟遗址进行考察，对已经暴露的遗迹做了紧急清理，并决定对该处遗址进行发掘。10月20日，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排下，魏坚、郭治中会同乌兰察布盟文物管理站的崔利明、王新宇，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的孙家潭、罗锦明、姚永宏以及技工张清秀等，对庙子沟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钻探，同时对遗址的沟沿部分进行了第一次清理发掘。由于气候的原因，钻探和清理发掘工作至11月5日结束。钻探面积3万平方米，清理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同年冬天即对发掘材料进行了整理，并根据钻探和发掘所获资料的分析，作出了对该遗址进行全面揭露的工作计划。
1986年7月28日至10月14日，历时两个半月，对庙子沟遗址做了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遗址的南半部。发掘工作由魏坚主持，参加发掘工作的有王新宇、张清秀、李连顺、王庆华、杨春文等。由于遗迹距地表较浅，遗迹现象清楚，故釆取006魏坚北方考古文选拾零卷布10米×10米探方的方法，共布探方31个（编号QMT1～T31），连同清理，共发掘4100平方米（图1）。
1987年5月7日至9月20日，用了近四个半月的时间，对庙子沟遗址做了第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主要在遗址的中北部和北部边缘。发掘工作仍由魏坚主持，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张清秀、王庆华、杨春文、李连顺、张晓云等。布10米×10米探方39个（编号QMT32～T70），连同清理的面积，共发掘4900平方米（图2）。
通过连续三年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我们感到庙子沟一类遗存，在黄旗海地区绝非孤例，在地形条件相近的黄旗海南岸的丘陵地带，应当还会有同类遗存存在。于是，在1987年9月庙子沟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组织进行了沿黄旗海南岸丘陵地带的考古调查工作，由东向西，发现了与庙子沟遗址文化面貌相近的庙子沟村北的庙子沟遗址Ⅱ区、古楼村遗址、徐家村遗址、武家村遗址、大坝沟遗址Ⅰ区、Ⅱ区6处遗址。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庙子沟一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和年代跨度，1988年5月，我们对调查中发现的大坝沟遗址Ⅰ区，在考古钻探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从5月10日开始，到6月23日结束，历时一个半月。发掘工作由魏坚主持，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张清秀、李连顺、王庆华、杨春文和张晓云等。本次发掘在Ⅰ区的北半部，共布10米×10米探方7个（编号QDIT1～IT7），包括扩方部分，总发掘面积约736平方米（图3）。
1992年5月2日至7月25日，又在大坝沟对Ⅰ区和Ⅱ区遗址进行了发掘（图4）。发掘工作由魏坚主持，参加发掘工作的有李兴盛、罗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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