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学理论与实践》：
二、简帛学的知识系统
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扩展，学科划分精细化成为必然趋势。一般而言，学科成立有三个基本要素或前提，即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或知识系统，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简帛所具有的“物”的特性使得简帛学的研究对象很明晰，不容易发生混淆，即作为书写载体的简帛之“物”及其上的文字、符号、削琢刻划痕等人类有意识遗留的痕迹，其研究的领域也严格限定在简帛范畴之内。然而，说到简帛学的理论体系，却常常让人感觉茫然，不知从何谈起。但若将简帛学的理论体系换成知识系统的说法，则比较容易理解。简帛学统摄的知识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发掘。简帛的发掘一般被纳入考古学范畴，但是简帛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其发掘不同于一般文物，必须有简帛学者的介入，或者由有简帛发掘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来承担。科学发掘对于简帛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要求保证简帛的完整性，将发现的简帛从考古现场完整分离出来，而且还要求不人为破坏和遗漏其出土时的考古信息，必须对其出土状况例如所处地层、位置、排列顺序等进行完整、准确的记录，包括制作影像资料等。这些考古信息对于确定出土简帛的年代、性质、编联关系、内容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出土简帛进行科学发掘，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掘技术不断提高完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为代表，数批战国秦汉简牍从海外文物市场回归，为一些博物馆、大学所收藏。这些出土地不详的简牍已经丧失考古信息，因此辨别其真伪的工作最为迫切和紧要。对这项工作必须持严谨、科学、审慎的态度，除了使用C14等科学手段外，还需要对简帛的材质、形制、文字、内容等进行认真辨析、研究。
（二）整理。简帛的整理分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整理包括出土简帛的清理、剥离、编号、照相、扫描、保护、存放等工作。这种整理工作与发掘工作联系紧密，可以视为发掘工作的一部分或延续。随着简帛发现的日益增多，整理经验逐渐丰富，新的科学技术和仪器也不断应用到这项工作中。例如，在获取简帛图像方面，21世纪初中日学者共同完成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初次采用红外线摄影技术，显现了人眼和传统照相技术无法辨识的部分字迹，使得释文和以此为基础的注释有了较大突破。现在这项技术已广泛运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则摸索出更为先进的红外扫描方法，即制作一个玻璃水槽，把简牍放在水槽中，有字一面朝下，将水槽放在红外扫描仪上直接扫描，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图像。狭义的整理则仅指简帛文字的释读、残简的缀合、简册的编联以及对简文内容进行注释等。这种整理与研究工作关系密切，因此，我们放在下文“研究”中一并论述。
（三）研究。简帛研究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研究。狭义的研究限定于简帛本身，包括对简帛之“物”形态的研究和对其上文字、符号等内容的研究两部分。广义的研究范畴更广，凡以简帛为主要材料研究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思想史、天文历法、医学等自然科学史甚至书法艺术史者，均属于这一范畴。这里仅概述狭义研究。
第一，形制研究。即它是由什么材料制作的，是竹简、木牍还是丝帛等，木牍、丝帛等的材质是什么，形状是怎样的，长宽厚各是多少，是如何制作、编联的，等等。这不仅仅因为简帛本身就是简帛学的研究对象，而且简帛的形制与其上书写的文本内容、性质等关系至为紧密。最近的例子，2010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在整理入藏秦简时，意外发现竹简背面的刻痕与简文的编联密切相关，随后在包山楚简、上博简等简牍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第二，简帛所附着的考古信息研究。包括简帛是如何被发现的，是在遗址还是墓葬、水井中出土的，抑或是收集来的，出土、发现时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放置的，简帛与简帛之间的位置关系是怎样的，随葬物之间是否有关联性，等等。《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附录了“竹简出土位置示意图”，为研究竹简卷放的形态、内容的编联等提供了重要参考。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者注意到揭剥图对册书复原的重要性，因此整理者在此后的整理中加强了揭剥图的制作工作。
第三，断代。简帛究其根本是存在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因此。断定其年代是简帛研究题中自有之义。简帛的断代首先必须参考所出遗址（或墓葬、水井）以及同出遗物的断代结论。其次，简帛形制以及其上书写的文字、内容等也是断代的重要参考。两者若能互证，则可保证断代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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