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文化研究
“昭王迁鄀”之“鄀”地再议
高崇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考证《左传》中数次出现的“鄀”地均是指“商密之鄀”。《楚居》所记若敖酓义徙居之“鄀”是“商密之鄀”，堵敖所“徙袭鄀郢”应位于今襄宜区域，二者实非一地。《水经注》《括地志》认为昭王是从纪郢“北徙都鄀”的观点不确，此与吴军由北而南的攻郢路线不符，也与《楚居》所载春秋时期楚诸郢分布的实际情况不合。据此可以确认，楚昭王“北徙都鄀”之“鄀”是“商密之鄀”，而不是襄宜地区的“鄀郢”或“鄀邑”。
关键词：若敖徙居鄀 堵敖徙袭鄀郢 昭王北徙都鄀 商密之鄀
刘甫先生发表《“昭王迁鄀”之“鄀”地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1］，对我认为《左传》所载楚昭王“迁郢于鄀”和《史记 楚世家》所记“北徙都鄀”均是指“商密之鄀”的观点提出了质疑［2］，认为“此说只是一般逻辑推理”，“缺乏证据”，并在其提供给2019年“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六次年会会议”的论文中再次质疑我的观点，认为“此‘鄀’必定非‘丹淅之鄀’”，“指襄宜平原之‘鄀’似乎更合逻辑”［3］。拜读之后产生诸多疑惑，故撰此文，予以答复。
一、《左传》所记“鄀”地均指“商密之鄀”
关于“鄀”地，查阅《左传》记载，是鲁僖公二十五年纪事首次出现：“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晋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又注：“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孔颖达疏：“言本在商密者，据在后移都，称旧都以为本耳。”晋杜预明确指出“鄀”本在商密，后来迁于南郡鄀县。此后《左传》中又三次出现“鄀”地，如文公五年载：“初，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鄀。”定公六年载：楚昭王时，“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 楚国大惕，惧亡 于是乎迁郢于鄀”。哀公十七年载：“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杜预对此三次再出现的鄀地地望均没有再次注释，杜预既然知道“鄀”后来迁于南郡鄀县，如果昭王所迁之“鄀”是南郡之“鄀”，杜预肯定是要注明的，之所没有再次注明，更没有提及迁于南郡之“鄀”，说明《左传》中所记之“鄀”的地望没有变动，均是指商密之“鄀”，杜预不再一一重复注之。再者，僖公二十五年所记“秦、晋伐鄀”事件中，除提到“鄀”之外，还有“商密”和“析”两地，此三者相距不会太远，应在邻近的区域之内。关于“商密”，杜预注：“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左传》文公十四年记楚子仪、子燮挟持庄王“将如商密”，杜预对此处再次出现的商密也无注，说明商密的地望也没有变动。关于“析”，杜预注：“析，楚邑，今南乡析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杜预在此处只注明是指鲁文公十四年楚子仪、子燮挟持庄王“将如商密”之事，对“析公”没有注，说明“析”的地望没有变动，并且也表明，当时楚在“析”设有楚之县公。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左传》所载的“鄀”“商密”“析”是邻近的，是在相互关联的同一区域之内，并且三者的地望一直没有太大变动，均在丹淅一带。所以，杜预所注“鄀本在商密”是正确的。由此推断，《左传》定公六年载：“楚国大惕，惧亡 于是乎迁郢于鄀。”此所迁之“鄀”应是指“商密之鄀”。
《初探》援引《水经注》：“沔水又迳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此郦氏之注与《左传》杜预注“鄀本在商密”是一致的，郦氏之注应采自杜注。而《初探》则认为：“‘鄀县’，笔者以为即《楚居》中所载若敖及堵敖曾居之‘鄀郢’，至穆王时，将‘商密之鄀’由淅川迁来此地置为楚邑。”以《初探》的如此见解，试问，“鄀县”之“鄀”与商密之“鄀”孰早孰晚？孰是原设，孰是后迁？还是二者同时并存？如二者并存，难道至穆王时将商密之“鄀”迁来后便将都城“鄀郢”降为“楚邑”？如此自相抵牾的关系如何厘清？
《初探》云：“《楚居》中所载若敖及堵敖曾居之‘鄀郢’ 或有学者言‘鄀郢’应在‘丹淅之地’，结合堵敖前后楚王所居疆郢、湫郢、樊郢、为郢等来看，‘鄀郢’应位于今襄宜地区。联系‘徙袭’二字，说明若敖之‘鄀’也必于此（按：《楚居》中将始迁通常称为‘徙居’，将继迁通称为‘徙袭’）。至于若敖之‘鄀’为何少一‘郢’字，盖因若敖时还未有‘郢’字之故（按：‘郢’自武王始）。”此论证西周晚期若敖徙居“鄀”应位于今襄宜地区，认为“为何少一‘郢’字，盖因若敖时还未有‘郢’字之故”。以此理由来说明“鄀”即“鄀郢”恐怕不合适。殊不知，《楚居》叙事截至楚悼王，其撰写年代应在悼王之后，肃王时期撰写的可能性更大［4］。既然《楚居》是悼王之后的作者撰写，其可以将始自武王时期的都城均写成某“郢”，难道就写不出若敖徙居的“鄀郢”二字？这又如何理解？其实应是，《楚居》所记“若敖酓义徙居鄀”是指商密之“鄀”，“堵敖自福丘徙袭鄀郢”是指襄宜之“鄀郢”，分属南北两地，《楚居》作者正是以“鄀”与“鄀郢”进行区分的。并非《初探》所谓“若敖时还未有‘郢’字之故”，便将两者视为同一地点同属于襄宜地区之“鄀郢”。再者，目前还没有发现如《初探》所说“有学者言‘鄀郢’应在‘丹淅之地’”的观点，而是众多学者认为“鄀郢”应在襄宜或周边地区，刘先生此论又是从何谈起？
二、《史记》所记昭王“北徙都鄀”之“鄀”亦是“商密之鄀”
司马迁《史记 楚世家》也记载了《左传》定公六年载“昭王迁鄀”之事：“（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东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鄀城也。”《初探》认从今钟祥市胡集镇罗山遗址为“古鄀国”即“汉晋鄀县”所在［5］。刘先生实地勘察了罗山遗址东约3千米的地方，发现这一带在南北朝时期“还呈一片汪洋状”，“楚王城在故鄀城东五里处的说法明显无法成立”。又在罗山遗址西北约3里、今罗山村六组处发现一处岗上平地，认为此处或为《水经注》所记“故鄀城北之大城”，昭王迁鄀之“鄀郢”在“罗山村六组处可能性更大”。刘先生选择此地为昭王所迁“鄀郢”的推理还在于对《左传》定公六年所载吴军攻鄀事件的认知，认为楚国对吴军来攻“虽惧却并非一定要避吴。针对楚国遭吴洗劫后一度在朝野上下产生的颓废萎靡倾向，子西看在眼里却一时无力改变。吴师又接连在水陆军事上的胜利，或致楚国人猛然警醒，于是子西才喜言‘乃今可为’，才迁郢改政，恢复楚国国力”，并提出疑问，“试想，若楚国因惧吴而一度龟缩至偏远边界，当时吴师正盛，为何文献上却不见吴师一路攻入的记载？”对此观点也可反问，如果楚不是为避吴而迁都，而是为了“迁郢改政，恢复楚国国力”而迁都，难道在当时吴楚正处于战争的局势下，楚离开原郢都仅在其附近再建新都就可以恢复国力、提高士气吗？这是难以理解的。文中还提出“为何文献上却不见吴师一路攻入的记载”来说明楚并不是为避吴而迁都。其实应该明白，“楚恐，去郢，北徙都鄀”与“却不见吴师一路攻入”郢都，并非一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楚是惧怕吴师再次来攻而“北徙都鄀”，似不好以吴师后来没有攻入郢都或者根本就没有来攻而否认楚“北徙都鄀”之事实，这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更没有必要以文献没有记载来证明之。
“鄀”本是秦楚界上的小国，南迁之后，此地域也并非如《初探》所认为的“偏远边界”，而应是若敖氏之族的世袭领地。《左传》文公十四年载，楚穆王卒，庄王立，庄王幼弱，子仪、子燮挟持庄王“将如商密”。二子为何要挟持年幼的庄王到商密，是因为商密地域是申公子仪（若敖氏斗克）所控制之地，前引《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所谓“戍商密”，即保卫“商密”，“商密”属楚控制之地，申公子仪作为楚申县县公是管控商密地域的［6］，子仪正是想将年幼的庄王挟持到自己的地盘进行控制。其实，在商密之西的楚商邑（今陕西商洛市境）也属若敖氏之族控制之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前，楚成王本不想与晋文公之师作战，但若敖氏子玉、子西（斗宜生）、子越决心请战，成王只“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杜预注：“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师以益之。”城濮之战楚大败，子西欲自杀被救后，成王封子西“使为商公”。杜预注：“商，楚邑，今商洛商县。”［7］子西成为楚商县县公。在丹江中游的商洛地区已发现多处楚文化遗址，如商州市（现商州区）东龙山遗址、陈垣遗址、丹凤县巩家湾遗址、商南县过凤楼遗址等都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8］，丹凤古城还发现大批东周时期的楚墓［9］。这些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是否可印证丹淅地域实属若敖氏之族历代控制的领地。另外，在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岭、徐家岭等地发现数处春秋时期的楚墓地［10］，其中和尚岭1号墓出土“克黄”鼎、壶、豆等铜礼器，此墓墓主被推定为克黄。“克黄”何许人也？据《左传》宣公四年载，克黄是楚令尹若敖氏子文之孙，是庄王时的箴尹。庄王九年时，楚令尹子越率军攻击庄王失败后，庄王遂“灭若敖氏”。庄王又“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便赦免没有参与若敖氏之乱的克黄，并令其“改命曰生”。由此观之，淅川和尚岭墓地可能属若敖氏之墓地。若敖酓义之后的若敖氏家族之所以选择此地域为族墓地，丹淅一带又是若敖氏之族历代控制的领地，此是否也可旁证《楚居》所记“若敖酓义徙居鄀”是指“商密之鄀”。当然，也有学者根据和尚岭墓地及附近徐家岭墓地、下寺墓地均出土薳氏铭文的青铜器，认为此三处墓地为薳氏家族墓地［11］。薳氏（亦称蒍氏）也是楚国的显族，乃楚蚡冒之后。《国语 郑语》韦昭注：“蚡冒，楚季紃之孙，若敖之子熊率。”［12］此与《楚居》记载是一致的。《潜夫伦 志氏姓》载：“蚡冒生蒍章。”蒍氏家族乃蚡冒之子蒍章之后。据《楚居》记载，若敖之子蚡冒也曾居于鄀：“若敖酓义徙居鄀。至焚冒酓帅自鄀徙居焚。”可见，若敖氏和薳氏之先祖均曾居于“鄀”。至春秋时期，薳氏与若敖氏之族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此后庄王灭若敖氏，薳氏则成为继若敖氏之族执掌楚国朝政的重要家族。因此，淅川发现的这几处墓地，不论是若敖氏墓地还是薳氏墓地，均可佐证春秋时期的商密地域并非偏远僻壤，而是若敖氏、薳氏的世袭领地，也是楚国与秦交往之重镇。至战国时期，此地域还属“楚之汉中地”，为楚秦争夺的战略要地［13］。
《初探》不认同《括地志》关于昭王所徙之都位于襄州故都城东五里的记载，我也是不认可的，但不是因为其具体位置不符，而是因为其对当时郢都所处的大方位认知不对，《括地志》认为当时楚郢都位于江陵纪南城。《史记 楚世家》：“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志》云：“纪南故城在荆州江陵县北五十里，杜预云国都于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因此，《括地志》在注释“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时，便指认纪南城之北方的“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东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鄀城也”。时间早于《括地志》的《水经注》也是认为昭王是从纪郢“北徙都鄀”的：“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我之所以不认同这一观点，是因为当时吴军是从淮河上游向南攻楚，昭王不可能由江陵纪南城“纪郢”迎着吴进军的方向“北徙都鄀”［14］。再者，司马迁之所以明确记载“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应是根据当时的原始资料及实地考察。司马迁《史记》的史料来源，除司马氏世为史官，有机会能见到汉政府所藏先秦图籍和汉初的国家档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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