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灿若星辰，俄罗斯文坛巨匠被奉为圭臬，俄罗斯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
　　《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十讲》采用举要法，撷取“黄金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侧面，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分析这一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经典作品。从诗歌到小说，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巨制，《叶甫盖尼•奥涅金》《战争与和平》《复活》……这些作家作品或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或激扬了文学中的生命，或建构了民族文化中的乌托邦。作者在书中融入了对俄罗斯文学数十轮讲授和几度书写所沉淀的学术精华。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是俄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普希金一再强调自己的这部长诗是“诗体长篇小说”，说明作家自身很看重这部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普希金在西欧文学拉丁诸语之外，为俄罗斯语言创造的一种格律，也是为俄罗斯文学创造的一种新的抒情和叙事的典范。
　　《叶甫盖尼•奥涅金》原计划写九章，1825年发表第一章，1833年全诗完整发表时共八章。诗人抽掉了原定为第八章的“奥涅金旅行”的片段，因为他担心其中的某些诗句会惹怒当权者。后来，普希金续写长诗，未能写成，留下了一些断章。后人将“奥涅金旅行”和这些断章编成了长诗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在写作此诗时，普希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规则，设定全部长篇小说都用十四行诗的格律来完成，这是让自己舞动的肢体套上一道道枷锁。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效仿和超越但丁、弥尔顿、拜伦等叙事长诗的大诗人，同时效仿和超越彼特拉克、莎士比亚等写出大型十四行组诗的诗人，让俄罗斯的诗歌攀登诗的高峰。这个预设的目标使诗人起笔不凡，从最初创作到完成全诗，始终有一种“隆重”的气氛。
　　既然要创作“小说”，塑造主人公就是首要任务，普希金给自己确定了刻画“19世纪青年人的特征”的大目标。在长诗中，这种“一代人的特征”体现在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身上。奥涅金是贵族公子，在京城已经过腻了贵族的生活，又无力自拔，恰好乡下叔父病危，让他赶去继承遗产。奥涅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乡村使他身心健康，使他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他想在自己的领地上实现社会改革的理想，做出一番有实效的事业。他与乡下朴素的俄罗斯人建立了新的友谊。普希金借奥涅金的生活转换，表现了自身所居的都市“人群”，又表现了乡下的“人群”。这两群人是当时整个俄国的缩影。不久，奥涅金在新的人群中也厌倦了，社会改革又不能坚持，想写小说也写不成，周围的新朋友开始显出人性的故态：愚蠢、贪婪、做作、虚伪、嫉妒、轻浮，奥涅金对自己、对世界再度失望，随便接受了朋友的未婚妻奥尔加的轻浮邀请，激怒了好朋友连斯基，然后又随便接受了连斯基决斗的挑战，在决斗中打死了自己的朋友。事后，他不得不离开乡村领地，到处游荡。在这段生活中，奥涅金本来有机会找到自己心底追求的理想爱情。他的邻居、姑娘达吉雅娜喜欢上与众不同的奥涅金，决定把自己的初恋献给他。达吉雅娜与奥尔加本是姊妹，但是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达吉雅娜是诗人塑造的具有俄罗斯最纯朴、最真诚品格的理想的化身，是俄罗斯传统美德的标志。但是，被生活磨钝了的奥涅金看不到这些，反而把达吉雅娜的一片深情看成普通女子的情感波动。他以上流社会情场老手的眼光，以嘲笑的态度对待达吉雅娜的痴情。幸好他还保持着良知，他深知乡下姑娘达吉雅娜的感情是纯真的，是无比珍贵的，也是这一层情感阻挡了奥涅金对达吉雅娜做出不负责任的轻浮之举。他以调侃的语气，半开玩笑半教训地拒绝了达吉雅娜的爱情，然后恶作剧般接受了朋友的未婚妻奥尔加的挑逗，酿成悲剧。于是，杀掉了朋友的奥涅金无法在乡村继续生活，远走高飞，几年之后，奥涅金回归莫斯科社交圈，发现全城的社交红人竟是当年的乡村姑娘达吉雅娜。不过现在已经是将军夫人了。奥涅金内心燃起复杂的情感的火焰，那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真诚，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悔恨，还是一种虚荣的嫉妒。炽热的爱情，以及贵族圈子的风俗环境，使奥涅金不顾一切地向达吉雅娜求爱。达吉雅娜在自己的豪宅里接见了奥涅金，表白了自己依然存有对奥涅金的爱，但是，她要做丈夫的忠实妻子，请奥涅金离开。奥涅金再一次浪迹天涯。
　　奥涅金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他们本来是优秀的贵族青年，对贵族社会不满，但是他们没有足够强大的人格力量从这个环境中挣脱出来，他们找不到人生的目标，找不到奋斗的目标，他们没有踏踏实实从事实践性事业的精神和能力，因此，他们感到自己之于社会性的生活是多余的，对于私性的生活也是多余的，他们只好在无聊的事情上，如在舞会、情场争夺、决斗、酗酒、胡闹等场景中耗费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这个特点被概括成“多余人性格”。“多余人性格”是19世纪初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性格特点。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多余人”。这个人物身上还具备着那个时代优秀贵族青年的某些特点。他读过法国启蒙主义作家的书，看不惯贵族社会的虚伪，厌倦了那里的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他还试图用写作来改变自己的无聊生活，着手在自己的庄园实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当然，他的所作所为的高尚目标都被现实生活的各种庸俗活动消磨殆尽。他的贵族生活养成的懒散习性又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所作为，更不可能使他摆脱困境，于是“忧郁症”就成了他不可避免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