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经济调节思想的国家立场明确而坚定。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秦国七代君主目标明确，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强大，最终歼灭六国，实现王天下的目的。在此目标指引下，秦国历代君主都高度重视人才，以此来实现阶段性目标和化解阶段性问题，法家人物就在此背景下产生并得到重用。国家立场首先表现在目标明确，从秦孝公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如何更好实施强国之计就能明显看出，国家强大是秦国最高统治者和法家人物的共同追求。其次，国家立场更多地表现在从狭义的富国角度来讨论问题。当然，狭义的富国和广义的包括富民在内的富国既有统一也有矛盾。要想实现更可持久的狭义富国必须要有广义的富国做基础，但短期内，仍然存在着民富和国富的矛盾和冲突。法家的富国思想是在二者长期一致基础上进行的，奖励耕织毫无疑问促进了民间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在国家财富和民间财富的分配上，法家是强硬的国家立场诉求，赋税徭役沉重，民众苦不堪言。最后，法家的国家立场表现为不重视民众。法家的代表人物，不管是商鞅还是韩非子，都认为民智不可取，从国家统治需要出发，甚至提出了愚民、弱民的思想。对民众利益的不重视，最终导致了秦在统一六国后迅速灭亡。历史令人叹息，但无法重来。
法家经济调节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感，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快速发展，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开始向私有土地转变。法家代表人物难能可贵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在鲜明的变法理念指导下，提出了土地私有的制度变革和奖励耕织的变法措施。同时，明确认识到诸侯的发展不均衡必然带来相互之间的争夺和战争，深刻意识到了国家的当务之急，并为此做了积极准备，具有鲜明的务实精神。从鲜明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来考察，法家思想明显比儒家思想更适合当时统治阶层和国家富强的需要，更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从国家立场看是一个开拓进取、高效务实的思想体系，较之儒家的人性本善和为政以德的思想体系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法家经济调节思想不重视民众力量和民众利益。首先，法家代表人物对民众的认识相对狭隘，和孔子既看到人性善和恶多重复杂性以及提出“因民所利而利之”“放于利而行、则怨”的调节原则相比，法家代表人物片面强调了人性好名利和奸诈虚伪的一面，认为人都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进行厉害算计的。其次，面对民众好名利，亦即孔子所说的“小人怀土”的现状，儒法两家表现出强烈的不同，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爱民的思想，要“因民所利而利之”，并做必要的节制，防止完全根据利益而行事。法家思想家秉持一贯的缺乏爱民思想，提出要利用和规范民众的利益诉求，将其引导到国家发展目标上来，当然客观上也促进了民间经济发展，但在其思想体系中，忽视民众力量是客观存在。最后，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弱民和愚民，认为民众的弱小和愚钝更有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
法家经济调节思想重视法治、轻视道德。法治的思想主要由商鞅所提出，并被韩非子整合进法、术、势的思想体系中。首先，关于法治，法家的核心思想是赏九罚一、严刑峻法，而这一核心内容是建立在法家对人性“奸且伪”的认识基础上的，认为民众必须用法来统治，依靠道德是没有办法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的。其次，关于法的执行，法家提出了一系列卓越思想，比如公私分明，统治阶层也要遵守法律，提高法治效率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在高度重视法治的同时，法家思想家都歧视和否定道德的作用，在其思想构成中都有非儒的部分，认为仁义道德是空谈，没有看到道德在引导人性向善中的积极作用，过分强调了权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缺乏对人内心自我约束力量的重视。在非儒方面，商鞅认为礼乐是放荡淫佚的引子，仁与慈是违法乱纪的根源，任用举荐，是奸邪的藏身之地，对儒家仁政思想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尖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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