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传媒与中国形象
在传媒中介的世界中，情况更加复杂。有本国传媒自我塑造的国家形象（自塑形象），也有他国传媒通过各种符号系统描绘和塑造的一国形象（他塑形象）。传媒塑造的国家形象与一国的实际情况既可能大体一致，也可能相去甚远；既可能是蓄意美化的形象，也可能是恣意的丑化，全看传媒与被塑造国的关系，以及形塑的动机、方法和效果。传媒可以打造外在景观；但在他人心目中，一国的形象只能是他塑的、他人头脑中内化的印象。
大众传媒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国家形象是认知者主观建构的产物；而传媒的建构往往具有真实的影响力。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早就在《公众意见》一书中指出，每个人都会用头脑去“看”他不能亲身接触的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并用想象为自己构建“真实可信”的外部世界图景（李普曼，1989）。在国际传播领域，缺乏实际交流渠道及亲身接触经验的全球公众基本上是通过传媒（尤其是国际传媒，往往是西方传媒）了解别的国家，并形成对该国认知（形象）的。
在西方传媒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中，中国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形象被严重损害，“定型”为丑陋、凶恶的动物（如西方概念中的“恶龙”dragon），而不是中国人更喜欢的熊猫。西方受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从本国媒体报道中获得的，是西方媒体“想看到并想让人看到”的中国，而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中国。
媒介的传播是否可信，能否有效，源于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及其传播的公信力。按照全球流行的西方自由主义媒介理论，大众传媒理应是遏制国家权力的批评力量。因此，对中国这样媒体与国家捆绑一处的体制，批判理念产生的负面形象常常同时投射到国家与媒体身上。国际传播的公信力，往往既取决于媒体，又取决于国家，还取决于媒体与国家的关系：如果国外公众不相信某个国家，就可能不信任这个国家的媒体；而媒体的传播如果遭人诟病，也损害国家形象。也就是说，国家形象与媒介形象是相互构建、相互成全或者相互连累的。中国的主流媒体如果能够成功地走进其他国家的人民并有效发挥影响力，的确可以改变中国的形象；但他国人民是否信赖中国媒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相信中国这个国家。因此，中国传媒能否成功地走出去，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国家形象的问题。
（二）中国形象的国际认知
历史上，海外民众特别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大致经历过几个阶段——从艳羡到怜悯，从鄙视到敌对。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西域以及更远处的人民尚缺乏与中华大地的直接接触，他们对这个遥远国度的美好想象，大多来自丝绸、瓷器、茶叶等器物及其自然带有的美妙品质。近代以来，在传教士及旅行者笔下的中国，愚昧落后然而纯朴天然。一度，世界对遥远的中华形象的描述曾经饱蘸溢美的墨汁，彼时的欧洲对中国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启蒙运动的先驱者莱布尼兹、伏尔泰等曾将其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等到资本主义开始全球征服时，中国成为被西方列强瓜分的贫弱对象。而当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西方进入长期对抗时，中国就变成了可恨、可怕的敌人，此时，西方传媒对“红色中国”的宣传常常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负面解读。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界定具有“一锤定音”的话语权。
人口众多的中国曾触发西方种族主义者的“黄祸”想象。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世界经济排名的迅速上升、军事力量的持续增强，加上某些中国人不切实际的自我期许和自信心爆棚的豪言壮语，都在无意中呼应了“中国崛起”对西方世界的威胁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威胁”的论调一直此起彼伏。虽然“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指的是“守成大国”因恐“老大”地位被取代而作出的过度反应，但也成为反制新兴力量崛起的流行话语。
实际上，中国的崛起面临内外交织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历史上的负面因素依然存在，并未消失，关于中国再度强盛的现实也常被夸张，并被赋予不利解读。通过科学方法检测到的中国国际形象总体上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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