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兹·波赫哈克（Franz P？chhacker）是维也纳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口译研究方向的副教授。他的职业背景是会议口译。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他一直是会议口译和媒体口译的自由职业译员。此外，他授课广泛，还出版了大约100篇论文和综述。他是《口译研究概论》（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Routledge 2004/06）一书的作者，也是"本杰明翻译学研究书库"系列丛书的副主编，以及《口译：口译研究与实践国际期刊》（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Interpreting）（本杰明出版社）的联合主编之一。

　　医疗口译，也称为医学口译，指在医疗环境中发生的口译活动，口译员在其中为更大的交流活动、即跨文化医疗中的医患交流服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无论是作为实践领域的法律规定和职业发展方面，还是作为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方面，医疗口译均突飞猛进。
　　文献提供的结论性证据显示，当医患操不同语言时，不管是口语还是手语，会经历医疗不平等（Jacobs等2006）。当患者访问医疗机构时，经常得到较少的预防护理、较少的转院、跟踪和公共医疗服务，但显示使用较多的资源（例如较多的诊断检查和较长的住院时间）。在人际层面，当用诸如人际支持、以患者为中心的交流和患者满意度等方法进行评判时，甚至在与语言无关的领域，患者及其家人得到的也基本上是质量较低的医疗。尽管研究者不确定语言障碍所造成的医疗不平等的确切过程和路线，但是口译员被视为当医患语言不一致时患者获得医疗并得到更好医疗质量的标准解决办法。在不同的多民族社会、在接收很多移民的国家和国际游客很常见的地区（例如国际商务的大都市地区和医疗旅游目的地），医疗机构、地方政府、专业组织和学术机构都在努力制定恰当的医疗指引和／或认证过程来确保医疗质量。
　　政策和规定
　　医疗口译文献中，占据主宰地位的一直是那些为医疗场景中的语言获取提供强大社会政治支持的国家。例如，英国医疗口译研究出版物的增加与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的一项新政策相一致，该政策允许非英语者在使用公共服务时使用自己的母语。在加拿大，1985年《加拿大医疗法案》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人们合理获得没有语言障碍的医疗服务。
　　有几个综述认为，美国是医疗口译研究出版物最高产的国家，因为美国有广泛的联邦和州立法努力确保医疗场景中的语言服务（Youdelman2008）。在联邦层面，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条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和原国籍的对联邦资金接受者的歧视。2000年，白宫发布了“改善有限英语人士获得语言服务”的行政指令，促成医疗和人权服务部的书面指引。虽然联邦立法中没有对医疗场景中口译员的质量做出要求，但是很多州都有立法明确或拓宽了联邦的指引，规定具体医疗环境中的语言服务。2009年，加利福尼亚成了美国第一个要求医疗保险组织支付口笔译服务的州。
　　很多国家的医疗机构经常难以找到足够的资源来为口译服务提供资金。在某些情况下，如比利时、荷兰和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原先对口译员服务的高水平公共政策支持减少了，因而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采取积极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Phelan2012）。
　　医疗口译员的类型
　　尽管研究者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系统审视不同类型口译员的差别，但是医疗口译包括很多种口译员和口译模态（Hsieh2006a）。比较医疗场景中职业和非职业口译的研究探讨的话题包括沟通模式差异、参与者动力、口译错误、医患满意度、临床影响和伦理问题等。
　　有几个综述发现职业口译员能改善患者的医疗质量。在医疗场景中，职业口译通常涉及现场口译员和基于技术的服务。现场口译员可以是医院内部的或是通过口译代理机构签约的，基于技术的服务包括电话口译和基于视频的远程口译等。近年来，这种技术使用由于成本效益（例如按分钟计费）和容易获取而越来越受医疗界欢迎。
　　在医疗场景中工作的职业口译员的核心能力包括：（a）保持准确和完整；（b）了解医疗术语和人体；（c）行为和决定合乎伦理；（d）拥有非言语交际技巧；（e）拥有跨文化沟通技巧（Ono等2013）。对职业口译员的培训差别很大，从40小时的课程到口译硕士课程不等。口译员的口译相关知识也差别很大，因为有些口译员专门在医疗场景中工作（例如医院口译员），而其他人（例如电话口译员）经常为更广阔的客户群体工作。
　　除了求助临时口译员（即随机使用没有训练的人，如双语旁观者）和其他临时安排，很多国家的医疗机构常常依赖家庭口译员（即患者的家人和朋友）。对这两类口译员，人们担忧会有误译、患者隐私、社会角色破坏和诉讼风险等问题。尤其是当双语儿童充当口译员（也被称为儿童语言掮客）时，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医疗知识或情绪成熟度来确保患者的医疗质量或他们自己的个人幸福。然而，家庭口译员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类别，原因是他们了解患者、彼此信任、关系特殊，在某些情况下，如问诊和为患者代言等，医疗提供者可以加以利用。有些研究者认为，当医疗提供者受到恰当培训，知道如何适当而有效地使用家庭口译员时，这些口译员可以是宝贵的资源。其他研究者认为，普遍拒绝使用家庭口译员可能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临床的紧急情况下。拒绝使用家庭口译员也可被视为将西方价值强加于少数族裔／边缘化人口的做法，特别是当患者出于社会责任和既定文化习俗强烈希望依靠家庭口译员时。
　　很多医疗机构也特意招聘双语员工（医疗和行政人员），他们不仅能与患者直接互动，还充当内部口译员。由于语言一致性很重要，因此，直接服务患者的双语提供者经常被视为跨文化医疗的黄金标准，被很多医疗口译的对比研究作为参照组。当他们为同事担任口译员时，他们的医学专长、可用性和机构角色使他们成为一类独特的口译员。然而，如果一名双语医疗提供者为另一名医疗提供者口译，可能会挑战主要医疗提供者对诊疗的权威和控制。一名双语护士可能觉得自己有必要协同医生的治疗目标而不是支持患者的需要。此外，这种双重角色的口译员并不总是具备足够的语言流利性或文化能力，经常要努力平衡作为口译员的附加工作量和自己的主要职责。他们的交际模式也往往专注自己的临床需要而不是解决患者的担忧。研究发现，双语医疗提供者和他们的患者在对患者满意度和医疗质量的感知上经常存在差异。因此，恰当的培训、组织评估和机构指引对确保提供者恰当有效地使用临床语言技巧至关重要（Diamond等2012）。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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