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剧本之一，它取材于我国历史上的真实事情，讲述了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孟昭毅的《<长生殿>与<沙恭达罗>》①从主题思想、主角形象、戏剧结构、演出程式等方面分析了二者在创作时间与地点、文学传统、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在戏剧结构、角色构成、戏剧元素等方面的相似，认为两剧作者在思想、艺术等方面对传统的故事内容进行了加工和优化处理，都继承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对民族文化中积极的思想进行了发扬，同时对当时社会中的真实情况以及人物的思想感情用理想化的表现手法进行了艺术处理。文章肯定了两剧在具体内容、戏剧形式等方面的相似，同时指出，对于这种相似，绝对不能简单地以“影响”来看待，更恰当的说法是，两剧的相似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印文化和文学在历史上有过交流。唐皑的《<沙恭达罗>与<长生殿>创作方法之比较》②主要分析了两剧在剧本结构、剧情设置、浪漫主义手法等方面的异同，认为尽管两部作品中都蕴含了作者的理想，但是《长生殿》比《沙恭达罗》拥有更丰富的现实色彩，其风格也更加深沉。文章认为《沙恭达罗》的特点是作者在作品中直率地书写了理想，但相比而言《长生殿》作者的表达更为委婉，作者在作品中所展现的，是人物在悲惨现实中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因此两部作品采取了不尽一致的艺术手法，《沙恭达罗》剧本篇幅不长，结构上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单线发展上，即豆扇陀与沙恭达罗的爱情发展，情节也相对单纯凝练。《长生殿》前后五十出戏，有三条相互交错的线索：主线围绕李、杨爱情展开，副线一是朝中的激烈斗争，二是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情节也因此很复杂而且与现实关系紧密。两部作品都有丰富的想象、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人物。从创作手法和艺术特点来看，《沙恭达罗》与《长生殿》代表着印度与中国两种民族文化的不同特色。刘安武的《<沙恭达罗>与<长生殿>——兼论历史题材的作品》①指出，从印度文化的角度来看，沙恭达罗的故事是被当作历史传说来看待的，然后作者在此基础上谈论和分析《沙恭达罗》与《长生殿》对历史题材故事的处理与创作。文章分别分析了迦梨陀娑对《摩诃婆罗多》插话故事的改编和洪昇对唐、杨故事的改造，认为两部作品虽然都承认了男权社会中多妻行为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但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出于一种模糊的认识在创作中肯定了一对一的夫妻关系，也肯定了在夫妻关系中感情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对于感情和夫妻关系的肯定，成为两位作者的创作基础，使得他们将帝王与妃子的爱情美化为一种爱情理想，并通过想象，对这种爱情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表达。两剧在改编中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两人对帝王的宽厚。文章还由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进而探讨了文学改编创作中如何处理历史题材的问题，认为以历史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其虚构的程度显然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并对当下越来越多的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尊重历史史实和加工创作的关系问题”，显示了作者对文学批评的实际意义的关注。《西厢记》也是我国一部流传久远的优秀剧作，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在《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的《从（西厢记）中的红娘说起——中印爱情戏剧中的婢女和女友》一文中，刘安武先生独辟蹊径，关注了《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婢女红娘和《沙恭达罗》中沙恭达罗的两位女友阿奴苏耶和比哩阎婆陀在剧情进展、促使男女主人公结合、表现主题方面的重要作用。文章还分析了两剧中这些配角的异同，指出作者在继承以往故事的基础上对这些角色进行了处理与创造，并提到虽然《西厢记》中的婚姻矛盾和《沙恭达罗》中的并不完全一样，但“不管怎样，有条件的自由婚姻比起包办婚姻来总是-种进步”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再次看到，刘安武先生的文学研究并不是僵化的，而是与现实和当下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显示出刘先生年轻的学术心态。成良臣的《东方剧苑两佳丽——沙恭达罗与崔莺莺形象比较》②认为沙恭达罗与崔莺莺是古代东方剧苑中优美女性的代表者、自由婚姻的追求者和作者美好理想的体现者，文章分析了她们在外貌特征、性格构成，尤其是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等方面的异同，并进而探讨了中印不同文化传统对这两个形象的影响。1990年的《国外文学》第2期上同时刊登了两篇讨论《沙恭达罗》的文章，分别是《东方戏剧史上的双璧——<沙恭达罗>与<牡丹亭>》（陈玉辉）和《<沙恭达罗>与<琵琶记>》（王海涛）。陈文认为《沙恭达罗》与《牡丹亭》虽同属浪漫主义，题材相似、情节处理相似，但两位作者在对待超现实因素和现实因素的态度上差异非常大。两剧的整体风格也不同，《沙恭达罗》是静穆和谐的清新，《牡丹亭》是精雕细镂、诗情喷涌、色彩绚烂、气氛热烈的华美。两剧都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沙恭达罗与杜丽娘性格有近似的一面，但其深层内涵大不相同，表现形态也有种种差异。王文从结构、意境、感情三方面对《沙恭达罗》与《琵琶记》进行了对照，认为两剧在结构上都简洁明晰、丰富充实，充分地展示人物性格；意境上，情景相融，声情并茂；感情上，植根于情，成文于情而以情动人。文章最后提出《沙恭达罗》这类探索人类普遍心灵的作品在主题上更胜于《琵琶记》这类表现封建伦理思想以及批评社会政治的作品。这种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褒扬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先进的。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