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草
在省农牧系统的劳模大会上，我被记者们包围了，其中包括北京农业大学的学报记者。我想，但凡一些老模范或经历过记者采访的其他先进人物，都知道记者是多么难以应付哟！他们一个个采取挖心战术，向我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我回答，要我谈思想，谈工作，谈生活，谈……千奇百怪，寻根问底，逼得我手足无措。虽然我喜欢讲话，但这么系统地专门谈论自己，还是头一遭。他们嫌我讲得太简单、太枯燥，不深不透，于是穷追不舍，纠缠不休。后来经过我的苦苦哀求，得到记者们的点头批准，我写了下面的书面材料，才算过关。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受这份洋罪……
好啦，有兴趣的同志请看我的书面汇报，我究竟算个啥先进哟！
场长四十刚出头，属于年富力强的类型。人长得堂堂正正，没有什么毛病，就是脾气有点别扭，名字也古怪——丁金银，土里土气，也不顺口。因此职工们不大使用，也不叫场长，而喊老丁。
我和老丁初次见面，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好日子，但互相之间的印象却十分糟糕。那天，我来羊场报到，搭乘的是一辆顺路的卡车。显然，司机对这条路线很熟，在那金带似的盘山公路上，飞速地开着车，把头顶的雄鹰，道旁的羊群，还有那重叠的翠谷绿梁，零星出现的村庄，一次又一次地甩在后边，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我带到了青山羊场的大门口。
下了车，我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也无暇关照大包小包的行李，赶忙从小手提包里取出干部行政介绍信，像新到任的外交使节递交国书那样，郑重其事地找丁场长递交。想象当中，他也会像国家元首那样，有个隆重的接受仪式吧！
可是失望得很。场长见了我竟是那样随随便便，平平淡淡，握手以后，只说了一声“坐吧”，顺手倒了半杯凉茶，就专心地去看介绍信，好像我不是来报到工作的干部，而是走道渴了，跑来要水喝的路人。
干部介绍信上，铅印的文头和笔写的内容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五十个大字，可是我们的场长竟足足看了八分钟！我的老天，八分钟可以用广播速度念完一千字的讲话稿。他竟是这般慎重，这般认真，如此地字斟句酌，细嚼慢咽，真不可思议！
好像他也说过一句“欢迎”的话，但当他把介绍信折起，重新装进信封的时候，却皱了一下眉头。虽然是一瞬间的轻微动作，但未能逃脱我的眼睛。当天，他给县委组织部打的电话，就明确地为他这一不为人察觉的动作做了注解。
山区的电话可不好打啦！羊场虽有一条和县里通话的专线，但因话筒里的小型扩音器不管用，打电话的人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声呼喊，对方才能听清楚。那喊话声，和牧工们在山头上吆喝羊只的音量差不了多少。而我们的丁场长本来就是个大嗓门儿，打起电话来更是呼山唤岭，气势非凡，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保密观念了。我当时待的房子和放电话的办公室只隔三个门，啥话听不到！
“……刘部长，你先不要扣帽子……你先听我说嘛……不要大学生？你听我说嘛！可是……”
从场长解释的口气判断，他是受了对方的批评。但他固执己见，还是纠缠不休，而且从语气中可以听出，他打电话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我这个自愿到大西北来的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的毕业生，当作“不对路”的“产品”退回去，或者进行调换。可从他结结巴巴、颠三倒四的话里听出来，对方一定不接受他的请求。我在生气之余，心里暗暗高兴：谁叫你打电话退人的？挨批评，活该！
组织部的刘部长我见过，是个挺不错的同志，看上去四十刚出头，或许还要年轻，中等身材，白净面孔，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规规矩矩。他对我的披肩长发和入时服装似乎看不大顺眼，瞥了又瞥，但说话还是和颜悦色，句句在理，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有文化的基层领导干部。他征求我的意见：是愿意到畜牧站呢，还是到滩羊场？又详细介绍了两个单位的情况，说：相对而言，羊场更需要人。我不是傻瓜，听明白他的意思，因此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我愿意去羊场工作。他听了十分高兴，大加赞赏，连说了三声“有乩息”。
这还不算，当我动身来羊场报到时，刘部长还亲自打电话到各单位问车，亲自帮着我往汽车上装行李，临别时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场长不了解这些内情，贸然打电话“退货”，能不碰钉子吗？
场长为什么要退我呢？是我给他的第一印象不好吗？是带色的太阳镜、披肩长发，还是眼睛瞄到了我手提包里的柯尼卡照相机？据说有些基层领导是不大喜欢这些时髦东西的。爸爸不主张我带照相机，只让我带收录机，我不听，相机是哥哥嫂嫂送的，你管得着吗？或许就是照相机太扎眼，给了人家不好的印象。或许人家对这些全不在意，又有另外的什么想法和缘故，也未可知，胡乱猜测是不足为据的，嗨……
皱眉头归皱眉头，打电话归打电话，场长对我的生活还是很关心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度负责。
他在组织部长那里碰了钉子，虽然思想不通，嘴里嘟嘟哝哝，却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放下电话以后，就亲自张罗，郑重其事地给我安排住处。瘦长个子的吴会计跟在他的身后，就像一匹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