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至燕京，要求袭封衍圣公，未得到回复。海云特向阿同葛等人建言：“天下共誉孔子天生圣人，善稽古典，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纲五常之理，性命祸福之原，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治国齐家平天下，正心诚意之本。自孔子至此，袭封凡历五十一代，有国者皆使之承袭祀事，未之或阙。”阿同葛为此上奏窝阔台，于1233年六月下诏以孔元措袭封衍圣公。海云还请求免除颜子、孟子后人以及儒者的徭役赋税，大力兴办学校，也得到了燕京部分官员的赞赏。尤为重要的是，海云在与王侯讨论治民之道时，必以儒教为先，显示了他并未因身为佛教宗师，只谈佛学而不谈儒家治国之道。
1234年，窝阔台以胡土虎（忽鲁忽、忽都护）那颜为中州断事官。①胡土虎特别向海云咨询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应对蝗灾，海云的回答是蝗灾应由官政民心共同应对，只有平政息役，才能消除灾蝗。二是如何看待出猎，海云的回答是救人为急，驰骋娱乐之事非所为宜，急需做的应是选俊义，罢游猎，以养国体。三是如何看待刑赏，海云的回答是必当以仁恕为心，以正刑赏，乃为善举。对于来自蒙古国的其他使者，海云也往往强调“佛以慈悲，于物安利众为心，宜慎行之”。
1236年，窝阔台派人考选僧人、道士，丞相厦里向海云转达的胡土虎的要求是“今奉圣旨，差官试经，以为识字者可为僧，其不识字者悉令还俗”。海云答道：“山僧元不看经，一字不识。若今了知此事，深谙佛法，应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岂异人情哉。古之人亦有负贩屠钓者，立大功名于当世，载在史策，千载而下，凛凛然如有生气。且僧之作用，本去尘俗，不尚世学，以悟为期。为国为民，建法幢，立宗旨，转大法轮，当世岂宜与骋士同科。”海云还特别强调：“国家先务，节用爱民，锄奸立善，以保天命，我辈乌足计哉！”厦里向胡土虎转达了海云的看法，胡土虎遂改为只考试而不淘汰僧人和道士。
海云还通过与忽必烈的交往，与拖雷家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242年，忽必烈将海云请到漠南的营帐，“数延问佛法之要，在家出家异同”。海云的回答是：“佛性被一切处，非染非静，非生非灭，岂有在家出家之异。在天地则为盖，载在日月则为照临，在吾皇则无为而治，在王为忠孝以奉。”海云还建议忽必烈“去奢从俭，非礼勿言，知足奉佛，辨明果当可言之地，宜尽忠诚，无以犯颜是畏”。忽必烈赞赏海云的说法，并受戒于海云。蒙哥和忽必烈之母唆鲁和帖尼听说海云道行孤高并善于演明佛法后，不仅将海云奉为佛教大宗师，亦在海云重修庆寿寺时，让忽必烈、木哥、旭烈兀等赠送金银，以为襄助。海云还将弟子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使其成为重要的谋臣，详见后述。
1251年，蒙哥特命海云掌释教事，①使海云的地位更为崇高。次年，忽必烈再次将海云请到漠南营帐，询问佛法大义。海云的回答是：“殿下（忽必烈）亲为皇弟，重在藩寄，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海云还特别强调“以圣政下以安靖万方为心，及闲暇之时究竟佛祖本心”是体会佛法的修心之法，深得忽必烈的赞赏，并尊海云为师。在忽必烈的带动下，木哥、旭烈兀等人也相继尊海云为师。
综观海云所阐释的各种政治观点，其核心就是将佛家的“以仁恕为心”与儒家的传统治道学说结合，不仅要求人心向善，还要求统治者以安民心为要务，并且用“正心”约束自己。他所强调的佛性无所不在的佛法大要，在政治层面体现的是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和以忠孝为基本规范的政治秩序，结合了儒、道的思想，亦符合当时“三教合一”政治观念的总体发展趋势。
比较蒙古国时期道教人士和佛教人士所反映出的政治观念，可以看出尽管道、佛两界都要阐释儒家的治国理念，都迫切期望由乱转治，但重大的区别是道家往往将儒家理念隐藏在养生学说之中，佛家则更直接地阐释儒家理念，而不是将其蕴含在佛法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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