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中国电影改革洪流之中
——忆西林同志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2017年12月27日，在耿西林同志出差的路上，一场车祸夺走了她的生命。我们为她的骤然离世悲痛、惋惜、伤怀。她离开我们两年多了，我们怀着无尽思念撰写此文，回顾与她一起工作、一起在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大潮中逐浪奋进中的点点滴滴，以缅怀她、怀念她、纪念她，并以此激励我们继续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奋发有为、贡献力量。耿西林同志2008年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退休后便直接把办公室搬到了中影集团小红楼，这是协会办公的地方。退休前，她就兼任协会副会长，她的本职工作是负责中影集团发行业务，任务压力在身，非常繁忙，但她热心协会事务，积极发挥协会组织、协调、沟通、引导作用，统筹兼顾业务与协会工作，而且做得有声有色，相得益彰。退休后，她担任驻会副会长，协助时任协会会长杨步亭同志负责日常工作，自此她便把全身心投入到了协会发展上来，身体力行，倾尽心智。耿西林同志从事电影工作四十余年，是中国电影改革、发展的参与者、亲历者，对于推动中国电影行业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电影市场体系建设，有着自己独到的真知灼见。她积极参与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与发展，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关于我国电影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其深入的思考和对规律性的提炼总结，带领团队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在推动我国电影市场体制改革实践中，为繁荣中国电影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势在必行，“市场在观众”观念兴起1993年之前，我国电影管理体制采用的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制片厂所生产的影片都是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由中影公司将影片拷贝发行到省级公司，再由省级公司发行到市级公司，由市级公司发行到县级公司，各省级以下公司发行到电影放映单位（专业电影院、工厂俱乐部、剧院礼堂、集镇电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队）。各放映单位将票房收入中50％作为放映收入留存，另50％作为发行收入回到中影公司，由中影公司统一分配。这种“统购统销”模式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视等其他文化生活普及率不断提高，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越来越少，电影放映收入越来越少，制片成本也在不断增加，电影市场萎缩也相当严重（工厂俱乐部、剧院礼堂不再放映电影，集镇影院数量骤减，“放映队跑了”），电影供需矛盾突出，中国电影陷入困境中。
改革势在必行，“市场在观众”观念兴起，制片业首先呼吁经营自主权的回归。20世纪80年代中期，耿西林同志在北京市电影公司发行科工作，当时她还很年轻，但她对改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积极参与全国业务看片会，并同来自各省级公司经理打成一片，学习取经，相互探讨适合市场体制下的发行放映新模式，她因此很快成长为发行领域的行家，被同行们所称道。
1987年，中影公司在北京举办看片会，西安电影制片厂时任厂长吴天明导演冲破阻力，组织举办了《孩子王》看片会，效果很好。同一年，他又在西安举办了看片会，同期还邀请部分省级公司经理和影院代表观看了《红高粱》样片。吴天明导演根据大家的意见对《红高粱》样片做了修改，当《红高粱》荣获金熊奖的消息传来，轰动了中国电影界。首次以制片厂名义举办的供需双方直接见面会，在当时是开创性的，需要胆识，这对后来的看片会成为较为固定的影片宣发模式带有启发意义。
投身于电影体制改革大潮中
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是中国电影业进行体制改革的标志。其被电影行业称为“3号文件”。文件基本精神在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四十多年来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调整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的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状况。改革内容主要是：一、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向各省级公司发行（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级电影公司发行）；二、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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