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自20世纪60年代荒诞派戏剧诞生以来，人们对荒诞派戏剧的阐释和理解一直沿袭着由其命名者及理论奠基人艾斯林为代表的评论家所标注和发展的“荒诞”的传统话语模式，与之相应的是对其作品的基本主题和特征的归纳性标签：情节缺乏，人物非理性，语言支离破碎，语境荒诞不经，体现的都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谓人的存在毫无意义和人与人之间不可交流和不可沟通的主题。然而，这种阐释模式本身存在着某些悖论，例如：一部没有交流和沟通的、由胡言乱语构成的戏剧如何能传达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内核？处于存在主义哲学这个共同理解语境中的人们又怎么会出现交流的困难？在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建立在日常语言分析基础上的后期哲学思想成为我们走出阐释窠臼与迷误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在笔者看来，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各种类型的语言误解造成的思维困境的批驳，以及对语言在具体使用和日常语境中的意义的重视，都启迪我们抛开理解“荒诞”的形而上学方式和阐释“荒诞派戏剧”的单一模式，要在荒诞剧作品各自展开的丰富多样的“语言游戏”中来体会其“荒诞”。
　　维特根斯坦哲学尤其是其后期哲学与文学领域的碰撞，并非偶然之事。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哲学思考主要关注语言现象，并将哲学问题全部归结为语言问题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有史以来各种哲学问题的澄清和对造成其混乱的原因的总结，他在消解全部哲学问题的同时，也在他的天才思维角度上还原了“语言”的本来面目—人类全部生活和交流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随着语言向其作为广阔的“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的角色回归，由语言而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尤其是形而上学及精神领域的问题从至高无上、玄妙莫测的冷冰冰的理性圣殿降落到了凡俗喧嚣、纯熟明了的热腾腾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本体论上重申了语言及其伴随现象与我们融为一体的天然亲密感；另一方面，他的后期哲学又着重警示我们，语言与客观物、与精神世界、与我们又并不是映射与映射物的关系，语言的意义并不寄生在或附属于物的世界或任何“精神活动”，相反，是语言的全部具体“用法”构成了我们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交流习惯，语言的价值和意义值得重新观察和思考。正是基于此种深刻反思，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提出走出混乱和困扰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想，要去看”—看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各种使用。这里的“看”，隐含的深意即是：把固化思维的轴从语言运用的转轮中抽走，然后顺着语言自然运动的方向来观察和领悟真相。
　　“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语言本质的一个生动形象但颇值得玩味的总结。“游戏”（spiel；game）一词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用法，并不像它在当代中文语境中的含义那样强调其娱乐性、不严肃性和不可靠性。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更应该关注和强调的是：第一，它预设了研究语言现象的根本背景是对其使用的动态过程；第二，虽然不能完全对号入座，但它暗示了语言与“语法”（这里的“语法”一词应该结合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语言的“表层语法”“深层语法”“生活形式”等提法来理解，而不是通常所谓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的关系可以借助于“游戏”与“游戏规则”的关系来得到揭示；第三，游戏的存在首先预设了游戏者对“游戏”概念的正确理解和共有认同，语言的使用也首先预设了语言使用者之间更多的共性和交互性；第四，“游戏”的比喻警示我们“规则”的随意性和可创造性；第五，与第四点相关，它暗示了游戏种类的层出不穷和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及相似性，由此引出了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家族相似”。对这些概念的正确理解就解释了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是以看似零零落落的段落形式写就的，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语言案例、图画，以及无数令人费解的质问和反思的“荒诞”哲学文本。日常生活的语言使用，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意义上，既隐含着全部哲学迷思的*初来源，也可以是治疗哲学式自我迷困症的良药，真正有意义的哲学研究不但应该返身回语言使用的故园，而且还应该孜孜不倦地守望和清理语言家园，及时描述和整理语言的使用和意义，以防止人类思维之足再次滑入迷思的陷阱。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哲学理想不只在于治疗哲学之疾，如果这一理想还可能在其他的“语言游戏”中得到延续和实验，如果研究“语言游戏”“家族”尽可能多样化的成员可以使这一理想得到更充分的实践和创造性的思考，那么文学文本作为*贴近日常生活，且集中蕴含了*为丰富、*具多样性的“语言游戏”的集聚地，必然能够为这一类考察带来独特的视角和启示，而文学本身源源不绝的能量也可以在这一跨学科的考察中得到又一次新的开掘和释放。事实上，这种隐含的天然联系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屡次被涉及，虽然提及的方式通常比较笼统模糊。如在谈到关于哲学研究和写作中的困难时，他说过“我认为，我的话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 ，“似乎对我来说，不管我的思想属于现在、将来或者过去，如此获得哲学是一定可能的” 。
　　维特根斯坦在艺术、音乐等人文领域有很高的修养，这有来自家庭教育的优势，更主要的是缘于他天性中对任何有价值事物的极度专注与认真的态度。维特根斯坦在其生前的笔记中有过对文学作品如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戏剧和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小说、诗歌等的感想和讨论。它们基本上都是由他所关注的哲学问题生发的思考，但这些着墨不多的数语评价却能反映出维特根斯坦对其所论作品都已经进行过认真细读和深入思索，尽管他不一定能够从文学角度给予它们赞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屡次提到“表演”：或者是直接指戏剧演员的“表演”行为，或者是指日常生活中与我们的某种语言一同实施的行动，或者是用于对语言本质进行探讨的理论上的替换物。它们出现得并不十分频繁，但每次出现都使我们蓦然感受到思维的触角在“语言游戏”的多维层面之间及语言边缘的清晰撞击。它们构成了本书选择戏剧，并且是选择“语言游戏”*丰富、*奇特、*晦涩也*匪夷所思的“荒诞派戏剧”作为考察对象的主要原因，而这也将在后面章节中予以更加详尽的阐述。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文学“用法”
　　总体来说，西方文学及哲学界对维特根斯坦思想和文学语言的可能关系的触及和探讨，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从内容上来说，是由分散的独立文本分析渐渐过渡到对某一个文类的整体研究。而从80年代中期以来，则开始关注维特根斯坦理论对文学批评本身的影响和启示。
　　（一）维特根斯坦的小说“用法”
　　1965年的《马萨诸塞评论》（Massachusetts Review）第6卷上载有George Pitcher的《维特根斯坦、废话和刘易斯?卡罗尔》（“Wittgenstein， Nonsense， and Lewis Carroll”） ，该论文通过几个具体文本的分析，比较了《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颇具代表性的“文学废话”（literature nonsense）现象和幽默风格，是如何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特别是后期哲学对nonsense的运用和阐述取得某种一致性的。David A. White发表于1975年的论文《语言的迷宫：乔伊斯和维特根斯坦》（“The Labyrinth of Language: Joyce and Wittgenstein”） ，发表于《詹姆士?乔伊斯季刊》（James Joyce Quarterly）第12卷，是较早论述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小说语言的扑朔迷离特质的关系的一篇论文。Kevin Mulligan发表于1981年的论文《哲学、动物性和正义：克莱斯特、卡夫卡、魏宁格和维特根斯坦》（“Philosophy， Animality and Justice: Kleist， Kafka， Weininger and Wittgenstein”） ，首先从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主题（“动物性”）在第一组类型文本中的探讨和表现，这组文本包括：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去世后出版的论著《关于终极事物》（Uber die letzten Dinge）中的关于“动物心理学”（tierpsychologie）的内容、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关于动物的短篇小说和维特根斯坦1914—1916年的哲学笔记中的相关评论。然后又分析了另一主题（“正义”）在第二组类型文本中的探讨和表现，这组文本则包括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卡夫卡的《审判》（Trial）和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后又分析了这两组文本在表现这两个主题上的潜在关联和各自对传统的变革性意义。在笔者看来，维特根斯坦和卡夫卡的文本代表着大胆摒弃传统的精神和思路，魏宁格和克莱斯特的文本则更多地处于有所变革但又与传统难以断裂的状态。1976年Kent Hewitt Taylor的博士学位论文《维特根斯坦和麦尔维尔：对意义的特性研究》（Wittgenstein and Melville: A Study in the Character of Meaning） 着重从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意义”的理解角度重新阐释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小说中的人物和寓意。David Schalkwyk发表于1995年的论文《虚构的“语法性”研究：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种阐释》（“Fiction as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 Wittgenstein Account”） ，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中关于语法结构的“本质性”内容出发，着重阐释了宽泛意义上的“虚构文本”（包括文学、希望、期待等）如何与所谓的“实物”（object）一样，有着基本的存在意义，构成了我们以语言为基础的世界的全部内容之一。Rupert J. Read发表于2003年的论文《作为精神病理学哲学的文学：从维特根斯坦来看威廉?福克纳》（“Literature as Philosophy of Psychopathology: William Faulkner as Wittgenstein”） ，借用维特根斯坦哲学相关理论，反驳了精神病理学中试图理解精神病患者的语言“意义”和“生活形式”的努力，认为诸如《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中班吉型的叙事，无论如何是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的呓语和精神世界有着本质区别的，后者并无可供理解的“意义”与“生活形式”，文学在这里通过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似乎成为对精神病理学治疗方式的一种挑战和警醒。G. L. Hagberg出版于1994年的专著《意义与阐释：维特根斯坦、亨利?詹姆斯和文学知识》（Meaning & Interpretation: Wittgenstein， Henry James， and Literary Knowledge） 首先用两章介绍和分析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内容的哲学思想，并从中总结了其对文学文本理解的可能性启示，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四部短篇小说，*后分析了作为“语言游戏”来理解的文本和作为作家产物来理解的文本的区别和意义。这部专著对文学艺术与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的跨学科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