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身份：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合拍片研究》：
从1949年到1977年，整个世界都处于美苏推行的冷战时期。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标准，把世界分为自由和极权两种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而苏联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也逐渐演化为当时国际政治思维的对立。作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代表，也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在国际关系上止步，因为在两大对立的阵营之外，还有庞大的中间政治力量。如何争取到这部分中间政治力量的支持，建构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关系来打破当时的政治僵局，成为新中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冷战状态下，合拍片成为中国打破这一对立和僵局的途径之一。
一、合拍片是一种政治需求
电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向来是紧密而又微妙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电影市场，维护国家利益和本国电影及文化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如此。为了建立和维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关系，也为了维护新中国国内的和平局面，合拍片被推到历史前台，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外化和工具，甚至也成为一种对抗反对力量方式。
首先，合拍片是新中国作为政治主体寻求国际认同的有效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政治形势不够稳定，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敌对分子不断策划和进行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活动。中间力量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新政权的稳定性不够信任，在持续观望。在国际上，美国等国家一方面在外交上给中国制造障碍，不承认新中国政权，阻碍中国进入联合国，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包围中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同时，在外交方面，新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国民政府的旧外交关系。这一措施并不意味着新政府不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而是希望建立新的主权态度和形象。面对国内国际的复杂形势和新中国的实际状况，对内向人民大众宣传社会主义信仰，强化国民对国家以及社会主义政权的认同，塑造新中国政权和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形象和能力；对外宣告新中国政权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持友好态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和帮助，是新中国作为政治主体寻求国际认同的首要方面。合拍片的出现一方面向国内人民宣告新生政权已经在国际上被承认，并已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作为一种象征和符号，有效解决了国内民众对新中国政权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认知问题，加强了人民和新政权之间的认同关系。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这种合作也宣告了国家主体之间的认同关系，这种宣告不仅仅是合拍方之间的，同时也是国际性的多主体性的。
不可否认，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多选择和社会主义国家合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当时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利益而采用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但这并不仅仅是形势所逼，也是理智的选择。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合拍，新中国被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并建立了在电影领域的合作关系和外交关系，给彼此国家的电影带来新的气象。这也是后来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引进了比较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的原因。而通过与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拍则向世界宣告了新政权有能力、有信心面向世界，以及与国际社会构建美好关系的意愿。而与香港地区的合拍则是在文化同宗同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内部”人民宣告其合法性，并完成统战任务的一种方式。
其次，合拍片是新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宣告和输出的重要途径。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针锋相对，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普罗大众根本不了解这种社会性质和主流国家意识形态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性质和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虚”的存在。通过影像的方式，对内、对外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形象，对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影像化的解释，成为合拍片的重要工作和任务。在国际合拍方面，合拍片双方建立了电影和文化交流关系，正是这种交流关系的建立为中国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输出搭建了平台。借助合拍方的平台，合拍片得以在合拍方以及与合拍方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放映，完成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输出。同样，合拍片也可以借助合拍片方的优势，将合拍片发行到世界各地，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地。同时，在与港台地区的合拍上，一方面，合拍过程中的接触让香港和台湾地区更近距离地接触到内地（大陆）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合拍片在港台地区，甚至更大地区范围的上映，让更多华人了解新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新中国的认识更加深一层。在当时宣传手段和方式有限的情况下，合拍片的有利身份和条件让其成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和有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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