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启蒙与现代解读范式的建构
随着留学风气的日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介绍到中国。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新知识分子所反对。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因此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意识，从而建立共和政体。新文化运动前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与中国传统社会封建思想之间的一次激烈交锋。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以个体的“人”为本位，宣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思想观念，这对几千年以来一直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礼教来说无异于洪水猛兽，其思想启蒙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新文化运动前期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新文化运动，引进欧洲的资产阶级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对民众进行思想上的启蒙。它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旧文学的深刻反思和尖锐批判，以期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思潮是批判封建主义、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不同于反思、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封建主义的。“五四”文学批判吃人的礼教，揭示国民性的愚昧，旨在建立像“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语）那样的现代社会。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决定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五四运动期间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历史观的科学依据。
“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的精神。“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和旧礼教，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书写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这些主题都属于启蒙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文学应该“表现自我”。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吁，对阿Q的灵魂及其命运的解剖等都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着。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主张。周作人也提出了建设“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倡导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再是以描写英雄豪杰或上流社会为对象，而是重点描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
在“五四”文学精神的氛围中，有读者从西方人性论的角度来诠释《水浒传》，如周作人认为《水浒传》是“非人的文学”；有的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出发分析《水浒传》，如陈独秀认为它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哲学思想作为他们理解这部小说的前见，对于意义的解读所起到的作用是何其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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