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牯佬
宝牯佬是民间对邵阳人的称呼，意指邵阳人像牛一样耿直、憨厚、刚烈。我一直认为宝牯佬的“牯”，是牯牛的“牯”，即性烈雄健的公牛。儿时牧牛，常见两头公牛“顶架”红了眼，牛尾紧夹，牛身如弓，气喘如吼，地动山摇，旷日持久，很多时候只能用长竹竿绑上草把点燃伸过去熏，它们才可能休兵罢战。宝牯佬做人做事的“牛脾气”上来了就是这样子。“呷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宝牯佬的脾性是最典型的湖南人性格。邵阳古称邵州，南宋理宗登基前在那儿担任防御使，“上位”后，以自己的年号命名该龙兴之地，即“宝庆”。宝庆府在明清时期是大府，辖武冈州和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俗称“五邑”，地域与今天的邵阳市区、武冈市、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宁、新化及城步苗族自治县一致。新化于1977年10月划归涟源(娄底)，此前分别于1947年、1949年将邵阳、新化的部分乡镇组建隆回、新邵两县，因此这几个县的风土人文相交相融，难分彼此。
宝庆位于湘中偏西南，资江上游，越岭逶迤东南，雪峰山耸峙西北，资江由西南向东北流贯全境。山地和丘陵约占区域面积三分之二，基本是“七分山地两分田”。群山环绕，丘陵起伏，盆地星罗，荒凉偏僻，土地瘠薄，民生艰难。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曾流放这一地区，我们今天仍然能从《离骚》《国殇》《卜居》《渔父》等篇章中感受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之泣血感慨。宝庆属于梅山文化区域，据传湘中西部地区有36峒梅山(仅隆回境内就有16峒)。“峒”是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基层行政单位，比现在的村稍大。民间对三峒特征做了生动概括的描述：“上峒梅山挽弩相权(山地打猎)、中峒梅山放牛赶鸭(丘陵耕牧)、下峒梅山打鱼摸虾(水乡渔业)。”宋元时期，峒兵(乡兵)呷(吃)苦耐劳，能走能打，战斗力强，是朝廷镇压南方农民起义军所依仗的一支重要力量，和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哥萨克”差不多。我儿时在腊月里常见乡间“庆梅山”，巫师持桃木剑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发“峒兵”去捉拿妖魔鬼怪，应该就是源于此。这些无不在述说这片土地的古老、神秘与苍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崇山叠岭，滩河峻激，舟车不易为交通”，险峻的自然环境与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锤炼出宝庆人神情专注、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脚踏实地、表里如一、重诺守信、坚韧坚忍的顽强性格。古史志常如此形容宝牯佬：“尚武、好斗、重义、轻死、易于激发”，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崇尚勇武、喜欢打斗、重情重义、把生死看得轻、容易被激怒等，旧时山民争吵，常将“砍头不过风吹帽”“砍落脑壳不过碗大的疤”挂在嘴上。湘军鼎兴时期，其兵源主要来自宝庆“五邑”，称之为“宝勇”。我老家隆回乡村至今流传形容某人突然暴富，你“打开南京了”?称赞谁穿得光鲜漂亮就是打扮得像个“南京客”。这是说湘军在曾国荃率领下攻下南京后，论功行赏加上军纪败坏放任官兵烧杀抢掠，让很多宝牯佬满载而归，发了大财。在乱世中博取“血酬”的宝勇衣锦还乡后，渐渐悟出骤得的富贵只有通过读书、通过文化积累才能保持长久，于是宝牯佬们开始重视子弟教育，兴办学堂，开化民智，此举恰好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储备了大量人才。当年旅日同盟会成员中湘籍最多，这其中又有一半以上是新化的。在日本跳海自杀的近代著名革命家、《猛回头》《警世钟》作者陈天华即新化人。武昌首义人员大部分是宝牯佬。这时清廷又想起了被罢免赋闲在家宝牯佬中的大佬、湘军后期著名人物两江总督魏光焘，启用其为湖广总督。让宝牯佬去镇压宝牯佬，这对清廷来说不失为一着妙棋。魏光焘称年老体弱，未赴任。历史总是如此戏剧，宝牯佬以其义勇倔强的秉性，既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的捍卫者，又是最终的“掘墓人”。
湖湘大地直到晚唐，仍被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视为蛮夷之地，湘中腹地邵州更是蛮荒之所。北宋大儒、理学鼻祖周敦颐(湖南道县人)于宋治平四年(1067)以永州通判来邵摄事，于资水河畔辟池种莲，写下传世名篇《爱莲说》，亦开创邵州教化之先河。至清代有车万育作《声律启蒙》为家喻户晓之蒙学读物；晚清、近现代更是英才辈出，涌现了魏源、魏光焘、刘坤一、蔡锷、谭人凤、匡互生、张家钰、周学霆、曾炳熙、邹汉勋、袁国平、蒋廷黼、廖耀湘、贺绿汀、李寿轩、袁也烈、陈早春等彪炳青史的杰出人物，书写“无湘不成军”“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铁血辉煌。
“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宝牯佬多有“根深蒂固”的政、军情结，亲友相聚多津津乐道政界、军界有多少湖南人之类的话题。谁家如果有位当大官的亲戚总要拐弯抹角地提一提，眉头扬起，腰杆都会粗三分。皆缘由湖南曾经风云际会，晚清全国十八省，十省督抚是湖南人，太平天国运动后“两江总督非湘人不可”，前有湘籍“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后有宝庆人刘坤一、魏光焘先后担任两江总督，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兴办教育，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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