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毛派’的头子”
“文革”时期，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一封来信上批示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婚变”。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金维映不得不与邓小平离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错误开展“党内斗争”所造成的悲剧。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讲道：“我是‘三落三起’。”
一位名叫乌利·弗朗茨的德国人也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革命的道路是不会像涅瓦大道一样笔直平坦的。
人生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有志于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们，首先要作好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经受考验的准备。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一落一起”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并一直延续到红军长征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31年夏天，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邓小平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对于在瑞金期间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作过这样的回忆：
193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军民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被中共江西省委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不久，邓小平又被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全面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自从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后，先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了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排挤毛泽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职务，只分配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但是，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坚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各项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因而成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必欲整倒的一个严重阻碍。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左”倾教条主义终于向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展开了“进攻”。而且，这种“进攻”是以突然袭击开始的。
1933年2月20日，“左”倾教条主义控制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批判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以反会、寻、安“纯粹防御路线”为起点，“左”倾教条主义正式揭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为了否定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寻乌事件”被“左”倾教条主义作为一件大事提了出来。当时，在寻乌失守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一切机会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无可奈何。最后，在会昌、寻乌、安远地区军民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不得不退出了寻乌城。这样，被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占领的革命根据地区域亦得到恢复。但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把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诬蔑为“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毫无道理地开展了反对“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错误的批判和严厉的指责。
本来，1933年春天，邓小平已经离开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奉调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对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的整个工作，遭到了否定，并被错误地扣上了“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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