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中，叙述者在场或者叙述声音以评论干预的方式显露痕迹，则叙述声音相对清晰，容易辨识。而叙述者不在场且叙述声音隐藏于字里行间，这种叙述声音对于读者而言模糊一些，需要读者穿透迷雾，在相对嘈杂的各种声音中听出叙述声音。例如虚无、人生如梦的基调贯穿《红楼梦》始终。有几处叙述声音轻轻响起，暗示情节的发展：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叙述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梦游太虚幻境见到许多诗词对联和“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的判词，听了《红楼梦》曲，此时贾府女孩的命运和家族的盛衰已在词曲中得以传达；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写贾政有感于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所做的灯谜为不祥之物，心里郁闷。这是叙述声音再次响起之处，灯谜又一次暗示了四姐妹今后的命运。这几处叙述声音在文本中是显在的，但如果读者不加留心，也容易忽视或者与宝玉一样不解其意。
对于拥有多个叙述层的叙述文本而言，主次有别的多个叙述者的声音之间也存在主与次的差别，当然这与叙述者话语所占篇幅多少也有关系（多个叙述者平分秋色的现象也存在，但不常见，相应的文本有《喧哗与骚动》《檀香刑》等小说，将在下面两个小节中具体讨论）。主次的差别，常常对应叙述声音的清晰与模糊，位于主叙述层的叙述者（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所发出的声音往往更响亮一些。位于次一级叙述层的叙述者因为只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份与地位均无法与主叙述者相抗衡，若他话语较少且信息量相对较少，那他的叙述声音也就相对模糊，当然如果这个人物博得上一层叙述者的信赖且是故事的亲历者，他的声音可能会与上层叙述者的声音在清晰度上一致。
例如《呼啸山庄》这部小说，故事是从外乡人洛克乌进入呼啸山庄讲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小说第四章到第三十章的叙述者是呼啸山庄的女仆耐莉（丁恩太太），而最后四章则是洛克乌与耐莉两个“我”交替叙事。显然作品最外围的叙述是由洛克乌完成的，他的情绪进入他的叙述声音中，直接影响我们对希斯克利夫等人物的判断。耐莉作为呼啸山庄的女仆见证了三代人的命运，她忠诚可靠，对洛克乌十分友善，所以她的叙述是洛克乌愿意相信的。表面上看，这部作品的故事是由洛克乌讲述给读者听的，但是叙述声音却是洛克乌与下一层的叙述者耐莉共同发出的。
当作品中存在一个对故事而言的关键性、线索式人物或者当这个人物是作者的代言人时，即使他的话语不多，“声音也很小”，但一旦发出就振聋发聩，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注意。例如小说《子夜》中的范博文，典型的一段是他在吴老太爷死后发表的议论；小说《超人》中的小男孩，他的语言和行为改变了何彬的人生观，让爱这一叙述声音传递出来。
在一个文本中叙述声音的存现状态是否始终不变呢？小说《金瓶梅》第五十八章中有段“周贫磨镜”的故事也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在这一章节中，我们看到磨镜老人不仅磨亮了潘金莲的镜子，而且现身说法哭诉儿子的不孝，目的是唤醒潘金莲执迷不悟的内心。此处叙述者是想劝谏世人善良孝顺。但是在故事尾声，小厮揭示了磨镜老人的真实情况，似乎又遮蔽了磨镜的隐喻意义，但是叙述声音更清晰，老人哭诉的目的也愈加明显。作者安排这样的情节，就是让小厮的声音从反向推动原本存在的叙述声音，从而达到劝谏世人的效果。在这个部分，声音的清晰与模糊发生了转变。可见在具体文本中，叙述声音的存在与表征状态会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有时在同一个叙述文本中，也会因叙述者在某一方面铺陈或着墨过多，造成他的叙述声音在模糊与清晰之间摇摆。例如汉大赋中的许多作品有“劝百讽一”之嫌；小说《废都》中的“此处作者删去××字”曾招来批评之声。或者因为文化的多义和情感的复杂，作者采用了一种褒贬参半的声音。例如贾平凹的创作，陈晓明曾有这样的论述：“贾平凹借助地理风情，下功夫去发掘那种文化状态中的人们的心灵美德、高尚情操，同时细致刻画那些偏离道德规范的野情私恋。要强调正面道德化的意义，那就必须在强调道德的纲领下来进行，贾平凹一开始就精通写作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一开始就使贾平凹的写作在'性情'中游刃有余，而且充满了含蓄的暧昧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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