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青春电影的道德审视和伤痕疗愈
**节 中国青春电影伦理叙事的历史路径探析
自中国**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以来，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历程。在这百余年的发展中，伦理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中国电影具有“文以载道”和“有功于世道人心”的社会功能取向，更从内在制约性和外在指向性上对电影提出了要求。青春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类型中一个重要的分支，自然而然地也将伦理叙事作为电影创作的基本观念。但纵观中国青春电影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青春电影在伦理叙事上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中国青春电影伦理叙事历史路径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发现青春电影的伦理价值和*终追求。
一、伦理介入叙事的内在制约性与外在指向性
所谓青春电影，是以青年人为表现对象，描述其生活、事业、家庭和爱情等生命活动，同时具有鲜明的青年文化性的电影。①1913年，上海新民公司出品了中国**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部长度为40分钟的短片，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与张石川联合导演。它以喜剧的笔触叙述了一对互不相识的青年在父母和媒人包办下结合的经过，并通过对种种繁文缛节的夸张性描写，体现出创作者一定的现实批判意识。该片是中国影业对电影“故事片”创作的*次尝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青年形象**次展现在电影银幕。在今天看来，《难夫难妻》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在早期中国电影处于摸索时期，该片对题材的选取、人物的塑造、价值观取向等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以《难夫难妻》作为研究青春电影及电影伦理叙事的起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青春电影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鲜明特征——伦理介入影像叙事的内在制约性和外在指向性。
所谓伦理的内在制约性，指的是中国传统伦理对电影创作人员的创作观念的约束性，体现为创作人员对伦理关系的自觉遵守。这种对伦理关系的遵守和坚持，不受资本市场或者艺术创作要求的强迫，而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中国2000多年儒家伦理文化的浸润下，自觉地内化为电影创作的伦理约束。导演郑正秋曾经这样阐述创作人员的伦理内在要求，即“万勿教营业性质战胜教育主义也。编剧如果一味媚俗 是已先失去人格矣”②，“在贸利当中，可以凭着良心上的主张，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岂不更好”③。郑正秋所提的“良心上的主张”，其实质就是伦理对电影创作人员的内在制约性。所谓伦理的外在指向性，则是指电影在传播过程中应当担负起的社会责任。中国影业发展初期创作了大量的“社会片”，这类影片主要以揭露社会现实为主，鞭挞和讽刺落后愚昧的封建主义，以期达到唤醒世人的目的。郑正秋格外看重电影导演的社会责任，他提倡电影要感化人心、教化人生，他坚持电影不仅是娱乐，而且应具有教育功能。
《难夫难妻》作为中国青春电影的雏形，虽然影片原始影像已经不可考，但从流传下来的相关文本中，我们可以透过字里行间的描述来审视伦理介入叙事的双重向度。“中国结婚之手续频繁，腐败亦已极矣。此戏系甲乙两富绅，结朱陈之好。花烛之夕，贺者盈门。婚礼讫，送入洞房。礼人传袋，偶一不慎，夫妻交仆。既婚后半年，新郎以赌钱遇翻戏大负，夫妇因之起衅，捣毁物件，并各伤头足。仆人报告甲乙二翁，于是合家齐至，在途拉拉扯扯，颇有可观。及抵新房，左右围坐，新郎新娘，其时恶感已息，彼此赔礼，其事遂寝。”④从该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影片的主要内容是抨击愚昧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揭露“中国结婚之手续频繁，腐败亦已极矣”，并对两位青年主人公在包办婚姻下的不幸生活进行了描述。两位青年在传统的封建家庭婚姻关系中没有自主权，只能遵从“三纲五常”的世俗约定。影片以青年人作为主体对象本身就带有伦理反思的意味，而这种反思*先是在创作人员的观念中形成的，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在社会变革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对青年人的束缚和限制，通过影片的拍摄来达到批判思想、引起共鸣的社会功效，而这种选择恰恰也是伦理的内在制约性起了作用。
在伦理的外在指向性上，影片则是“接触了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提出了社会的主题。它把封建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不合理性，揭露得淋漓尽致，抨击得体无完肤 有人起来反对，要废除封建社会的恶习，要争取婚姻自主的幸福，真是何等痛快，何等理想”⑤。
通过《难夫难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初创时期在伦理上的坚守和“有功于世道人心”的社会责任追求，这些都为中国青春电影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了伦理的基调，即伦理介入影像叙事的内在制约性和外在指向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深植于中国电影人和观众的潜意识中，并在其艺术创作和伦理选择中发挥着作用。
二、个体意识苏醒与国家命运的交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时，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国影业**个发展高潮出现了，短短10年间中国电影的市场全面扩容，各种电影类型纷纷被创制出来。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长期的抗日救亡战争，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巨大的变革。动荡的社会时局影响了电影创作的艺术方向，民众也主动对电影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民族危机激发了全民性的复国意识和救国愿望，观众对银幕上的神怪魅影和老套的言情故事表现出更加厌恶的态度。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当时的《影戏杂志》收到了数百封观众来信，纷纷要求各制片公司积极拍摄富于时代内容的影片”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和国家历史的演进在此语境下达成了高度的同步，电影内容和社会时局有了深度的交织。而此时的青春电影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难夫难妻》只是匆匆地展示了当时青年群体的模糊身影，那么到了此时，中国青年形象则清晰、明确、正式地展现在电影历史的舞台上。在伦理叙事上，此时的中国青春电影更加注重对青年个体生命意识的发掘，力图在动荡的局势中重塑青年的伦理关系和价值观念，将青年个体生命与国家命运绑定在一起，赋予了中国青年新的历史使命，通过对中国青年的描写来反映整个国家命运的转折和社会变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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