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己的家庭谈起
陈墨（下简称陈）：高老师，感谢您接受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咱们从头开始聊，请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高汉（下简称高）：1926年1月18号，我生于浙江天台，那是一个山区小县，80％以上是丘陵山岳，耕地很少。我祖父拥有祖上留下来的田产，是个中等地主，他兼做白油生意：从农民手里收购乌桕树籽，制成白色的做蜡烛用的油和可以点灯的燃油。他英年早逝，我没有见过。祖母是乡下一个大地主的长女，身材高大，脚裹得很小，农家一切粗重家务全内行，但目不识丁，生性粗暴，有节俭美德。她生育四个儿子，两个夭折，只剩下我父亲和叔父两人。父亲旧制中学毕业后，在家帮祖母经营家业，叔父在北京上大学。
我外祖父是个秀才，他家是书香门第，拥护康梁维新变法，所以让我母亲从小就进私塾读书，受的都是儒家经典教育，也读诗词歌赋，所以她会作诗、对对子，也爱画画。可是外婆出身豪门，坚守封建传统，一定要为我母亲裹脚。那时母亲还很小，裹脚很痛苦，她就不停地啼哭。外祖父一闻哭声就来剪裹脚布，为此外祖父母之间斗争很激烈。一边是封建传统，一边是维新思想，在对女子缠足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外婆等外公外出，又给母亲裹上脚，这一回用针线把裹脚布缝得严严实实。可怜的母亲年幼无力反抗，只有趴在床上痛哭。外公从外面回家，又听到哭声，又拿剪子去剪。就在这样包了剪、剪了包的反复斗争中，母亲落下了一双不大不小的“解放脚”。后来外公去杭州从事维新活动，北京发生“戊戌政变”，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菜市口遭难。外公因此抑郁愁闷，客死杭州。回家时，只见棺材不见人。我母亲无限伤心，从此失去了支持她的人，只剩下外公为她出嫁准备的一柜子书籍。
母亲来到父亲家，因为两人家庭背景不同，文化差异很大，很难适应。尤其表现在母亲和祖母之间。母亲是大家闺秀，性情温和，擅长书画诗文针黹。祖母是乡下文盲，只知道操持农家事务，节俭发家，性似暴雷，一点就着。母亲只能处处忍让，很难做人。好在不久就分家了，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分成三个小地主家庭。
因为考虑到我们家兄弟姐妹比较多，母亲又坚持子女都要上学，父亲就开了一家百货店，希望从此解决子女学费问题。可是父亲不善此道，来赊账买货的人比欠账还钱的人多。几年下来，资不抵债，难以为继。于是债主盈门，发货人上门要钱的络绎不绝。我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日子，要父亲关店停业，破产偿债。父亲也无良策，就把好田好地拿出来抵债，只给自己留下五亩口粮田和一个小菜园，还有几块无人愿意要的溪滩地——下雨易淹，收成无保证。
我兄弟姐妹六人，我上面有大姐、两个哥哥，下面有弟、妹各一人。我小时候，上学的连我是四个人。学费由母亲典当她的陪嫁物资来解决，有时也当她的首饰。我上初小时，学费没多少。等我上高小五年级那年，出了问题。母亲付了姐姐、哥哥的学费，所余不够一元。我的学费正好要一元。她不得不去找学校的事务主任，要求先让我上学，学费过几天再交。事务主任是我家邻居，说不能开这个头。
她无法可想，看着我发愁。正好这时来了一个住在我家农具仓库里的老雇农，他原是我祖母雇的长工，后来得了疯癫病，不能种田，妻子也跑了，整天东游西逛，到处流浪。那时我家还未破产，父母看他可怜，就让他住在我家农具仓库里，有时也在我家吃饭。后来病好了，他一个人仍住在那里，平时给四邻打零工，有时也帮我们家挑水。他发现我母亲愁眉打结，就问什么事犯难。母亲说差一块钱付我的学费。他一声不吭，从腰包里摸出一块银元，放在桌子上，走了。这样，我才上了高小五年级。
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从此努力考高分。当时制度，每班成绩前三名可免学杂费。我年年是第二名，免费读完高小。
我高小毕业那年，大姐已到杭州省立医专护士学校学习，大哥考进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他们需要的学习费用比过去在本县读初中时增多了，我母亲能典当的东西也已经用尽。二哥响应全民抗日总动员，和同学一起考进中央军校，抗战去了。我该进初中，但是家里确实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父母商量后决定，让我去海游——即今三门县——先当两年学徒再说。父亲说，那里有两家店与我祖上有来往，一家是当铺，一家是咸货行——买卖腌制海产品的，让我选一家。我无可奈何，选了当铺。我只能眼看着同学们备课考初中，自己已无缘继续升学。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救星，是我的二舅公，我母亲的二舅舅。他是当地一个大绅士，曾在日本留学，加入过同盟会，当过省议员。他经常来我们家，看我的作文，觉得我的作文很好。他问我，考中学你准备得怎么样了？父母就跟他说了不升学的打算。二舅公拍着桌子大怒，说你们真是糊涂，这个孩子怎能不升学？！当什么学徒？！当时他说，今年县政府在初中班设立公费生，差不多每班有一个，五十个人中有一个，原来是没有这个制度的。他说你们让他去考，如果考取公费，就可以公费上学，一个学期还有四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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