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立足于新发展格局构建对内外经济循环的战略定位，循沿要素流动理论的分析框架，聚焦于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提出在更高水平开放条件下中国利用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国际流动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对策建议。
第五章 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与开放型发展道路
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对新时代的开放型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本章第一节是对现有研究结论的梳理总结，内容涉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等概念的理论演进，以及数字贸易规则与全球治理等相关内容。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论述了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与运行机理，以及数字经济全球化下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特征。第四节探讨数字经济下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目标和机制，第五节结合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情况，探索数字经济下开放型发展道路的政策选择。
第一节 数字经济、外循环与开放发展的理论阐释
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下，外循环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发展变化中，与其紧密相连的是中国开放发展战略和道路的调整。或者说，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战略一定是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和组成部分。
“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全球化阶段，外循环基本等同于“市场与资源”，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理论逻辑核心可以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句话来概括。中国在对外市场开放的同时，也充分利用贸易伙伴对华市场的开放，以商品流动为纽带，以加工贸易带动一般贸易为主要方式，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出口扩大的同时，构建完善了国内大市场和循环。中国正式加入WTO前的近20年的开放发展战略及其成果是最为有力的证明。
20世纪90年代，通过“全球价值链革命”，全球经济逐步从单纯的“商品贸易”向“价值链贸易”转型，在商品自由流动的基础上，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的跨境流动成为重要推动力，这意味着各国参与外循环的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流动这一渠道，而更多以资本流动为渠道、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力布局为手段，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外循环对内循环的促进也变得更为系统、复杂。在此阶段，中国开放发展的战略基本可以表述为：继续以互惠方式扩大市场开放以扩大海外市场，在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国际投资的基础上，构建国内全行业生产体系，主导全球价值链生产端并逐步升级，通过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的规模扩展和结构升级，来推动国内大循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全球经济表面上呈现的稳定景象，暴露了全球一体化创造出的脆弱和联系紧密的经济可能带来的弊端，各国在反思应对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全球化步入一个缓慢发展和调整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全球化出现内在转型的长期趋势，这一内在转型源自各国数字经济的出现（黄鹏，陈靓，2021）。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广泛应用，各国经济出现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的特征。此外，由于因特网的普及，电脑等终端的处理能力呈几何级增长，加之智能手机及电脑全球个人拥有率的大幅提升，数字技术凌驾于传统的国境边界之上，再一次缩小了各国之间的物理距离，全球一体化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新发展，而经济全球化也逐步呈现出向数字经济全球化转型的迹象。而且，经济全球化向“数字经济全球化”的转型绝不仅是全球价值链物理分布和产业结构的重新布局，而更多的是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据信息的跨境流动，形成的产业革新和价值链重构，其中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给本研究带来了挑战，其未来的形态、特征和运行机制目前尚不能清晰刻画，但数字经济全球化与商品全球化、全球价值链阶段有着紧密联系的同时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某种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数字化升级，而又在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商务的业态和贸易的内容和形式。因此，数字经济全球化下，外循环如何促进内循环这一命题，目前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
对于数字经济全球化，目前较为明确的是，与全球价值链阶段相比，在商品和资本跨境流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数据的跨境。而且，当前大规模跨境流动的数据已经能够被视作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同时，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尽管数字经济的全球规则尚未构建完成，但规则体系对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方向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各国在数字经济管理规则方面又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本章对数字经济全球化下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研究，尽管难以给出明确、清晰的结论，但可以在数字经济的本质、数字规则构建与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关系方面进行探索性研究。基于经济全球化理论，从要素流动视角出发，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向数字经济全球化转型这一现象？与以往的“商品全球化”和“资本流动下的全球价值链”阶段相比，这一重大的转型有什么显著特征，其具体运行机制是什么？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有哪些？与传统要素相比，呈现出何种特点？在向数字经济全球化逐步转型的过程中，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差别与全球化治理中规则构建的核心又是什么？中国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探索开放型道路？这些问题将是本章研究的重点内容。
一、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出现
经济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世界在洲际层次上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其联系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相关物质流动而实现”（基欧汉和奈，2000）。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对三种强制捆绑（见后论述）的逐次解绑过程（Richard Baldwin，2016），世界经济运行特征也依次表现为“商品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和“数字经济全球化”。鲍德温（2019）认为我们当前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大转型。第一次经济大转型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推动此轮转型的技术动力是蒸汽机革命以及建基其上的机械革命。这次转型，使得物理距离的制约。首先得到解绑，生产地和消费地出现了地理上的分离，世界经济进入“商品全球化阶段”。第二次经济大转型则是缘于19世纪70年代的“服务业转型”。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产业重心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去工业化进程”的发生，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而智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前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使“知识移动”——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成本骤然下降，经济全球化出现了第二次解绑。跨国公司将一些生产环节离岸外包，并将其营销、管理以及技术诀窍一并转移。跨国资本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决定如何进行生产力布局时，价值链便突破国家边界，建立起国际的生产连接。随着全球价值链革命的深入，经济全球化从“商品全球化”正式转入“全球价值链”阶段。
相比于商品全球化，全球价值链阶段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余永定，2002），其主要特征不仅是贸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张幼文，2002）。不过这还不是全部，由于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世界正在进入第三次经济大转型，即“全球化机器人”转型，主要是指服务业内部传统智力劳动者被“远程移民”和“白领机器人”取代的转型过程。
同时，“供应链4.0”概念的出现，使得供应链管理模型从线性模式（指令按顺序从供应商传到制造商，然后到分销商、再到消费者，最后返回）转换成更为集成的模式（信息在多个方向上流动），进一步加强了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WTO等，2019）。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朝着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相关技术及带来的变革已基本达成共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相继提出了“数字经济全球化”这一判断，即，计算能力的提升和收集、处理、存储和传输数据成本的骤降，是此轮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3D打印等在内的新兴数字技术，则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力量。新兴数字技术正在迅速传播并重塑各国经济和社会，在工业领域表现为“制造业活动转变为全球价值链内自动化、最优化以及产品与数据流全面融合的一场变革——工业4.0”（Roger Strange和Antonella Zucchella，2017）。
这一轮新的生产革命将在未来10-15年，对生产方式、就业、收入分配、教育、贸易、社会福利产生深远影响（OECD，2018）。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商业模式出现，数字平台正成为新的市场，同时，数字贸易的出现与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国际贸易的贸易方式、对象和内容（世界贸易组织，2018）。全球化进入了一个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数据流作为连接纽带，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已超越以往的实体贸易（Susan Lund和Laura Tyson，2018）。经济全球化从以“国际贸易”驱动为特征，到以“国际金融”驱动为特征，如今步入了以“数据要素”为主要动力的时代（BhaskarChakravorti等，2019）。借此，数字技术带来的“面对面沟通成本”大幅降低，经济全球化将可能出现第三次解绑，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全球化。
第一章 引进外资促进本土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
一、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发展变化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流动效应研究
五、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
第二节 中国引进外资的战略目标
一、扩大引资规模，改善引资结构
二、提高引资质量，培育高级本土要素
三、构建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三节 引进外资促进本土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路径
一、集聚效应
二、竞争促进创新效应
三、模仿学习效应
四、资源配置效应
五、市场需求拉动效应
第四节 新兴产业对外资开放与本土产业平衡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开放创新能力，促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二、加强“龙头”企业培育，提高中国话语权
三、发挥协同效应，推动中小微企业做优做强
四、推进“强链补链”战略，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五、实现产业和谐发展，加快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第二章 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二、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三、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一、投资动因视角
二、投资区域视角
三、投资主体视角
第三节 跨国并购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意义及典型案例分析
一、跨国并购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典型案例及经验分析
二、跨国并购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四节 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对策研究
一、投资产业的选择：产业升级目标和产业选择有机结合
二、投资区域的选择：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三、投资方式的选择：重视跨国并购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作用
四、投资主体的培育：进一步推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五、投资政策的配套：重点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融资支持
第三章 开放型经济聚集国际人力资本的现状与对策
第一节 我国引进海外人才的趋势与环境
一、我国引进海外科技人才的背景
二、我国引进外籍科技人才的规模与政策实践
第二节 上海引进高科技人才的政策与实践
一、上海引进高科技人才的政策
二、上海引进高科技人才的成果
第三节 我国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全国层面的科技人才政策问题
二、上海市高技术人才引进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完善我国引进科技人才的政策建议
第五节 非洲对华移民的发展现状与中国的应对建议
非洲对中国移民的数量和分类
二、非洲移民集中的地区分析
三、非洲移民管理存在的问题
四、加强中非合作、源头管控非法移民的主要建议
第四章 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机制与政策
第一节 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理论阐释
一、基于动因研究的国际技术转移相关理论
二、基于机制研究的国际技术转移相关理论
三、基于技术属性研究的国际技术转移相关理论
四、基于载体研究的国际技术转移相关理论
第二节 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目标
一、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目标分析
二、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典型案例分析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目标
第三节 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机制梳理
一、在公约和协议框架内的先进技术跨国转移机制
二、以市场为媒介的先进技术跨国转移机制
三、以资金为媒介的先进技术跨国转移机制
四、“一带一路”情境下的先进技术跨国转移机制
第四节 完善先进技术跨国转移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现有政策框架
二、下一步的政策建议
第五章 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与开放型发展道路
第一节 数字经济、外循环与开放发展的理论阐释
一、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出现
二、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等概念的理论演进
三、数字贸易规则和全球治理
第二节 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与运行机理
一、数字经济的本质和内涵
二、数据成为数字经济中第四种新的生产要素
三、数字经济的要素组合及内循环下的竞争力来源
第三节 数字自由跨境对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改变
一、外循环中数据跨境与资本跨境的不同选择
二、世界在“数据流动和数字化”层面联系的加深
三、全球价值链形态与布局变化的不确定
四、全球化收益的国民属性进一步复杂化
五、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不平衡的新表现
第四节 数字经济下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目标和机制
一、数字经济下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目标
二、数字经济下开放型发展促进内循环的机制
第五节 数字经济下开放型发展道路的政策选择
一、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规则构建的重点
二、数字经济下开放型发展道路的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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