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史讲义》：
问题是，非要这么复杂吗？科学研究因果规律，人的思维和语言都离不开科学规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是都可以用自然科学解释吗？这样的理解是主张事实判断优先于价值判断的实然范式。分析哲学为实然范式提供了哲学基础。就像现在欧美的经济学领域新古典经济学一家独大一样，现在欧美的哲学领域分析哲学一家独大。
关于“心灵哲学对于自然科学效力的自然主义设定本身的合法性何在？心灵哲学相信自然科学的描述就是事实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前康德的幼稚观点吗？”的问题，分析哲学家给出了以下的回答。
“心灵哲学家当然知道，任何理论都离不开理论提出者的意识构造，今天的自然科学理论也很可能会被明天更好的理论推翻。但问题是：（1）今日的自然科学所说的关于我们人类自然实在的故事的确具有强大的因果解释力，在它们被明天的更好的理论取代之前，对于它们的承认显然会带来巨大的效用。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吸毒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医生会告诉我们毒品将对我们的身体构成多大的伤害。即使你相信了康德哲学，认为所有的科学构造都是人类心智的范畴活动加诸感性材料以后形成的，并认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客观”只不过就是“普遍化的主观”，你恐怕也会相信医生所说的（甚至那些吸毒者也往往相信这一点，他们只是控制不了毒瘾而己）。……（2）进一步地说，“科学”本身也并不意味着一个静止的知识体系，而是意味着人类用以获取一系列有效知识的求索程序（比如假设一演绎一证实的程序）。所以，即使某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体系被证伪了，我们也无法由此而对“科学”产生怀疑，因为我们恰恰就是根据“科学的”程序来证伪该理论的。而之所以这个程序本身不可被怀疑，则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能比其更有效的替代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对于现有科学探索程序以外的知识求索程序的玄学幻想都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效用。
“说老实话，对于科学知识有效性的怀疑已经不是英美哲学界的时髦话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当下的时代特征有关。科学技术实际上并不是像胡塞尔所描述的那样，是处在‘生活世界’之上的另一个世界中的东西。相反，科学世界就是生活世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便时常谈论转基因食品、DNA鉴定、网络技术、轿车的构造，就像谈论我们家门口的一棵树与一片草坪一样。我们熟练地使用电脑，就像海德格尔笔下的‘此在’熟练地使用锤子一样。反过来说，如若某人真的离开了对于现代科学的有效性的承认，他就根本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一天。因此，现代科学的有效性与科学所建构的实在的真实性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①
这样的解答等于在说，前康德的素朴实在论在康德的时代不适用，是因为当时科学不发达；现在科学发达了，英美哲学家都相信素朴实在论，所以我们也应该相信素朴实在论。美国哲学家Michael Strevens的Iron Rule和Shallow Explanations指出的正是这一点。②
实然范式并不是没有应然，只是把应然还原为实然，把价值判断还原为事实判断。比如，“人性是利己的，所以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
实然范式是用在在验证本质，一致说明认识是正确的，不一致说明认识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客观存在可以用来做验证，这样的理论就不是科学。我们在前文中谈到，进行这种验证的前提是存在必然的本质。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范式转换或者对于本质的必然性认识的改变是人们竭力避免和极少发生的事。所以，无论是将存在当作潜在的概念的辩证范式还是用存在验证本质的实然范式，或者说无论有没有范式自觉，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社会科学中，不能预先意识到存在是潜在的概念就会遇到问题。英国艺术评论家拉斯金（John Ruskin）曾经质疑说，经济学的规范理论说人是自利的，经济学的政策建议说应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学是从人的自利中推出了自由放任，还是为了说自由放任必须说人是自利的？③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十分无厘头，实际上是来自我们自己生活的问题。比如老楼加装电梯，高楼层住户不仅生活得到便利，房价还会上涨；一层住户不仅通风、采光和住宅安宁受到影响，房价还会下跌。科斯定理告诉我们，无论高楼层住户出钱说服一层住户装电梯，还是一层住户出钱说服高楼层住户不装电梯，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或者说双赢，在没有人受损失的情况下有人占便宜。问题是，如果高楼层和一层住户都是买的二手房，有人贪便宜买高楼层，有人图方便买一层，入住后高楼层住户感觉到生活不方便，这时再让一层住户出钱补贴，一层住户能接受吗？要想自由放任，或者说像科斯定理告诉我们的那样做，必须要求人既不考虑公平，又不和别人比。要一直这样自利，大概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坚持实然范式，坚持经济规律是现实存在的，就避免不了拉斯金的质疑。
如果采用实然范式，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只能是现实，或者说存在。社会科学不可能完全再现和准确预测现实，社会规律只可能是或然的规律。这样，社会科学会遇到理论和实证的分裂。如果坚持社会科学的理论水准，坚持社会规律是普遍的规律，社会科学就会面对“数学游戏”的质疑。如果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现实，社会科学只能止步于记录，这样会面对“讲故事”的质疑。要求必然性就没有正确性，要求正确性就没有必然性。当然，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不会做这样极端的选择。比如经济学，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理论是可以验证的，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实践智慧说，既不鲁莽又不胆怯才是勇敢。在极端间做出“时中”的选择，这样的社会科学和实践智慧又有什么区别？实证科学离不开统计学，但是只靠统计学不足以证明一门学科是科学。也许统计学可以划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边界，但是统计学不能划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也不能划出经济学院和同样做计量的企业研究部门的边界。
如果采用实然范式，科学只能有事实判断，不能有价值判断。定性研究是发现新材料，定量研究是算出新结果。定性研究依赖田野和档案，定量研究依赖方法。思想是很难说服人的，在实然范式下，科学中的理论研究会越来越少，实证研究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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