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隋唐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所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入选“2016中国好书”。

主要著述包括《〈资治通鉴〉通识》《〈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西文化关系史》《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与社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资治通鉴启示录》等。

第三讲 纵横捭阖

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政治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基层乡里制度、军功爵制度、激励机制，以及各项经济制度。但是尽管如此，制度再好，如果没有高超的对外发展战略，没有切实的发展路径，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唇齿相依的山东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六国合纵抗秦，对于崛起中的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怎么化解这些威胁呢？秦国有个外交战略，叫做连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合纵，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连横呢，是秦破解合纵的方法。据说著名纵横家张仪，就是连横政策的首创者，他曾经用一些忽悠的手段来欺骗楚怀王，破坏了齐楚之间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六国并不会因此就消失，最后还是要靠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但是，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打击的次序和策略又该怎样设计呢？这是秦国在连横政策之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资治通鉴》给我们展现了秦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即他如何处理跟六国关系，如何选择打击重点等，这个战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巩固好战略后方，不事张扬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行远交近攻，不断地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就是秦王政了，即后世的秦始皇，他用收买、暗杀、离间等手段破坏六国人才，然后再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一  南取巴蜀

我们先讲第一个阶段：避重就轻，因势制宜。

这个策略是在秦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时期实行的。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孝公去世，年仅十九岁的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其老师公子虔等的煽动下，车裂商鞅，但是商鞅的变法依然继续推行。之前我们讨论过，在秦国人看来，这个变法不是商鞅创始的，而是秦献公、秦孝公以来一贯的政策，商鞅只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践行者。所以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续推行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蚕食诸侯的发展路径。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司马错为将（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连连攻打魏国、韩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秦国咄咄逼人，使六国陷入恐慌。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伐秦，齐没有参加，它实际上是躲在了背后。齐是那个时期山东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史籍上是这么记载的：“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巴蜀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附近，如果具体说，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重庆这一带地方，巴是巴国，蜀是蜀国。这两个都是很古老的国家，但是由于偏远，中原的华夏诸族把他们称为夷狄———但是他们是夷狄之长。不但巴蜀打起来，蜀国国王还和他兄弟内讧。我们知道，秦这时候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大国，他们都向秦告状，争取秦的支持。于是秦国内部就出现一个争论：是不是趁机把巴蜀给拿下来。司马错的想法是趁机拿下。张仪主张不如伐韩。到底是东向继续在中原攻伐韩、周（周王室在洛阳），还是往西南方向去打巴蜀，张仪和司马错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不是两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秦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所以秦王说，你们谈谈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陈述的理由如下：秦国在外交上应该这么来做，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是指韩国内郡，以该地有黄河、洛水、伊水三大水域而得名。亲魏、善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魏搞好关系，跟楚搞好关系，来打韩国，攻它的新城宜阳这个地方，“以临二周之郊”。“二周”，就是西周、东周在洛阳这个地方有两个被分封的周王室，一个是西周公，一个是东周公。巴掌大的地方，却还把它分封了，叫二周。二周是周天子所在，有九鼎。九鼎是指天子的权力象征，兵临周室，就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不敢不听。张仪认为“此王业也”。就是说外交上，要跟魏、楚连横，在军事上要攻打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王室，这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王者大业。他认为这种大动作，是秦国发展应该采取的战略。

张仪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有名，你要在哪儿争呢？你要在朝堂上争。你在小偏旮旯里的巴蜀那里争，也不会出名。你要是争利呢，就要在市场上竞争。现在韩国的三川，周室所在的洛阳，就是天下之朝，天下之市，要争就争这里，而不是去争夷狄之地，“去王业远也”，去那里争，离开王者事业更远了。

司马错断然反对，他讲出另外一番道理：“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什么意思呢？要富国，则要扩张土地；要强兵，则要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则广布恩德。三者俱备，那自然就是王了。可是你现在呢，土地小，势力弱，你要先从容易的事做起，不要急于去中原核心地带，搞出那么多响动。相反，攻打巴蜀不一样，巴蜀虽然僻居一隅，戎狄之中却是老大，它现在君昏政乱，兄弟相争，以秦国的力量去攻打，就像豺狼到羊群里去一样，很轻易就能得到。得到了这块土地，足以扩大我们的版图，足以富裕我们的人民。把它打下了，我们不需要费多大劲，不需要用多大兵力，这是何等的好事呢？攻打下一个国家，天下不觉得你贪，不觉得你残暴。相反，如果说是去打韩国，去问周鼎之轻重，弄得响动很大，不仅恶名远扬，还得不到实际好处。而且你打的地方，是天下不愿意看到的，谁愿意看到你去吞并韩国，甚至去吞并宗周呢。周是什么？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国的盟友。如果周室和韩国知道要丢掉自己的版图，他们会通过齐、赵来跟楚、魏讲和，你不是想跟楚、魏来搞好外交关系吗，但这样反而促进他们六国之间合作，这就危险了。

我们发现司马错讲的道理，其实就是闷着头发财，就是在你势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你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你不宜攻击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你看，这不是两种发展路径吗？张仪的道理是，我们要成就王业，要抓关键的地方，宗周地区很关键。司马错的理由是，我们现在实力还不够，去打这么关键的地方，弄得响动很大，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巴蜀不一样，我们拿下它还不招人嫉恨，能得到很大的实惠。

比较两个人的方案，从秦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司马错的方针是对的。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一些讲谋略的书。特别是唐朝有个四川人叫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有本书叫《长短经》。他特别强调，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看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我们平常说“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有道理吧？我们平时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有道理吧？那么到底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呢，还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呢？这就必须根据具体的实施条件来确定了。

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直取宗周，问二周之郊？还只是闷头发财，先把巴蜀拿下？显然司马错的方案，更切合当时秦国的实际情况。

《资治通鉴》是这么写的：“王从错计。”错，就是司马错。秦王听从了司马错的这个主意，在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就派人去打巴蜀了。不过带兵将领里除了司马错，还有张仪，他们拿下了巴蜀。巴蜀属秦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吞并巴蜀巩固了秦国的战略后方，富庶了秦国的国力，拓展了秦国的疆土，使秦国的国势，更上了一个台阶。

......

三 逐客风波

我们知道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时已七十五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君之一。可以这样讲，在康熙之前没有人在位时间超过他。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秦孝文王，正式即位只有三天就死了，因为他父亲在位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秦孝文王的儿子，秦庄襄王（前281—前247），就是秦王嬴政的父亲，主政三年也去世了。三年以后，秦王嬴政继位。

就在秦王嬴政即位的那一年，李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咸阳。李斯是楚国人，年轻时在地方做基层小吏，觉得生活清苦，工作压力很大，又没什么油水，就想换工作。他念过书，所以就跑到齐国稷下学宫，向荀子学帝王之术。他的同学中有著名的韩非。他学成以后不想回楚国了，因为他觉得楚王很昏庸，而其他国家呢，没什么机会，只有秦国有发展，于是就到秦国去了。

我们看看前面提到的商鞅，本来什么也不是，去了秦国，封为上卿；范睢，一介平民，到了秦国，成为国相。李斯也去了。李斯去的时候，是秦庄襄王三年（前247）。他先投奔吕不韦门下，不久，秦王嬴政即位了。李斯刚开始在吕不韦门下当门客，后来吕不韦觉得这个人很有本事，李斯也处处表现自己，就慢慢地提升为客卿，当过郎官，当过长史。这时候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里。这时嬴政已二十多岁了，为了不让他掌权，赵太后和吕不韦一直拖着不给他行冠礼。

秦王政九年（前238），22岁的嬴政终于加冠亲政。他首先拿掉了嫪毐，清除了嫪毐势力。嫪毐是秦王母后的情人。然后除掉吕不韦，逼迫他的母后赵太后放下了权力。嬴政掌实权了。

秦王嬴政即位后不久，曾发生了一件事。韩国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名叫郑国，被发现是个间谍。韩国离秦国最近，秦国老去攻打它，每次韩国被攻打后就割让土地。韩国受不了了，有人就给韩桓惠王出了个馊主意，派一个水利工程师郑国，到咸阳去游说：“秦国的关中水利条件这么好，但是还经常有旱灾、水灾，就是缺乏水利设施。你要兴修水利，我就是水利专家，我可以帮你修渠。”秦国当初拿下巴蜀以后，曾经兴修了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粮仓，是世界水利史上的著名工程，是秦国的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的。那么这个好处，秦国人是知道的，所以就在关中修渠，这是嬴政刚即位的次年。每年发动数以十万的民夫修渠，因为修水利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拖住了秦国东进的步伐。修了几年后，郑国的真实目的最终被发现了，原来这个家伙借兴修水利之名，行“疲秦”之计，意在阻止秦国东征六国，所以他是一个间谍，秦国上下一片哗然。

这件间谍案被闹出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也有其必然性。为什么呢？因为秦国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大了。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客卿贡献，过去这些人确实有本事，也带来秦国的发展和辉煌，现在秦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好像这些人的重要性，也就不那么显著了。加上外来人才对秦国本土的官员的利益有挤压作用，双方矛盾就更尖锐了。

秦王虽然容许了郑国继续修渠，可是这件事对于秦国对外来人才的政策不能没有影响，因此，在吕不韦退休，秦王嬴政主持朝政后，大约是在本土官员的强烈要求下，嬴政发布了一个《逐客令》，解去所有在秦国任职的六国客卿的职务，驱逐出境，李斯也在其列。在这个情况下，李斯就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他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睢等辅佐秦君，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不是把人才往敌国推吗不是让这些客卿，到敌国那去就业吗？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像授敌以兵器，资盗贼以粮物吗？秦王嬴政读到这篇《谏逐客书》，他幡然醒悟，马上召回李斯，取消《逐客令》。

秦王嬴政审时度势，知错就改，收回成命，很有领导风范，李斯也由此得到重用。

四  破坏人才

很有意思的是，李斯一方面力谏秦王，挽留六国人才，另一方面，在辅佐秦王兼并六国的战争中，提出他的战略——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

《史记·李斯列传》是这么讲的：“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什么意思呢？首先重金收买，收买不成，派刺客暗杀，暗杀也不行，就用离间的办法，破坏对方君臣的关系，等敌国人才被破坏了，然后就派重兵收拾对方。

这只是理论上的吗？不是，我们看几个实例吧。

先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秦王政十八年（前229），秦王派王翦带兵，准备一举攻下赵国，却遭遇赵国名将李牧和司马尚的抵御。王翦采用反间计，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贿赂赵国派往秦国的使节，使之诋毁李牧和司马尚，最终除掉了李牧。李牧死后，王翦势如破竹，大败赵军，并杀了赵军主将赵葱，攻下赵国的东阳，俘虏赵王迁。赵国原来的各处土地，入为秦地，成为秦郡。李牧是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一般认为，战国有四大名将，秦国两个，白起和王翦，赵国两个，廉颇和李牧。廉颇被离间计陷害，出走魏国，客死在楚国；李牧也是被离间计陷害，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陷害。李牧拒绝交兵权，赵王派人把李牧取代了；李牧不服，赵王派人把他抓起来杀了，把司马尚职务也撤了。

再举一个齐国的例子。齐襄王的遗孀，叫做君王后，她是齐襄王在民间——在睢给人家做佣工的时候认识齐襄王的，她觉得这个小伙子不是一般人，就跟他确定了恋爱关系。最后，齐襄王继位为王，所以她也当了王后。历史记载，君王后在她丈夫齐襄王死了以后，主持国政。她去世后她弟弟后胜辅政，辅佐齐国的末代国王田建。秦国收买、贿赂后胜及其身边的人。他们被收买后，不但故意劝说齐王放弃强军备战，故意不发展军备，而且对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采取隔岸观火、不闻不问的态度。等到六国先后灭亡，秦国就把屠刀转向了齐国。这个时候五国都被灭了，齐国孤立无援，再想抵抗，为时已晚了。

我们发现，破坏对方人才的策略，不仅仅是李斯的主意，也是秦国的一个长期的政策。

我们前面讲范睢，就曾经使用离间计，成功地让赵国撤掉老将廉颇，而找纸上谈兵的赵括来取代，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败，元气大伤。秦庄襄王时期，还用重金收买魏国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离间魏安釐王跟他的兄弟信陵君的关系，使得信陵君再次被剥夺了兵权。

如果说，以前的这些例子，是偶尔为之的话，那么在李斯辅佐秦王时，用收买离间乃至暗杀的手段搞掉对方的人才团队，就已经被定为与秦国对外战争相辅而成的一个国策了。

当然这种国策、这种策略能够实行，使得六国的人才凋敝，能人下、庸人上，不光是秦国的战略成功，还需要六国国君本身的昏庸才能做到。

总之，秦国的统一战争，不光是有制度建设基础，有强大的军队和充足的经济条件，还和它的对外战略也有密切关系。对外战略如果失误，再强大也无济于事，至少是事倍功半。

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它随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在选择战略目标的先后重点上，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本国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随机应变，所以能最终取得成功。

归纳起来说，秦国的对外统一战略有三：

第一，把握时机，选择准确的打击对象，避免六国过早地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就是在自己不很强大的时候，要巩固好后方，练好内功；

第二，分化瓦解，远交近攻，交替运用刚柔两手，对远的和近的进行掌控，在近攻时，有外交和军事两手，“拒止介入”，防止远处的强敌介入，逐渐壮大自己，削弱对方；

第三，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与此同时，瓦解敌国的执政团队，为最后军事上消灭对手，扫清障碍。那么当对方的执政团队被消灭以后，人才没了，最后要收拾对方，找个借口就行了。

《史记》记载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解释说为什么消灭六国呢？——《资治通鉴》里也有记载，只是不如《史记》里清晰。他说——这听起来就很好笑，都是借口嘛——当初韩王说好的，交土地，交玉玺，请为藩臣，却背约了，反而与赵、魏合纵对付我们，所以我出兵把它灭了；赵王派他的相李牧前来约盟，我就把他质子归还给他了，但他背弃盟约，还攻打我太原，所以我派兵把他抓了，之后他的公子嘉居然自立为王，所以我把他灭了；魏王约好的要入我大秦，最后居然跟赵、韩联合起来攻打我大秦，背信弃义，所以我派大兵把他灭了；楚王说好了献青阳以西的国土，但背弃承诺，反而侵犯我的边疆，所以我发兵把它灭了；燕王昏乱，他派荆轲来刺杀我，所以我把他灭了；齐王听他执政大臣的主意，断绝跟秦国的来使，想作乱，所以我把它灭了。你看看，这就是霸权。

因为人才没了，六国已经不再是秦国的对手了，所以要把它灭掉，去找个借口就是，随便说你答应了要服从我，然后又不服从，那我就把你给灭了。你看，所有的托词都是一样的。

秦国的统一，一般都从商鞅变法算起。“六世之余烈”，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正好是六世，到秦王嬴政，统一天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商鞅变法带来的制度红利，我们看到，以都江堰、郑国渠为代表的水利，在秦公大墓里发现的铁制农具，都反映了秦国的经济生产力在当时有很高的水平。还有，我们看到的兵马俑所体现的它的军事实力。这些都是硬实力，实实在在的。

那么它软实力方面，比如说对外发展战略，对外交往上，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的战略，第二个是不拘一格的延揽人才。

从现在国际关系角度看，秦国它在地缘政治环境当中比较好的把握了它的优势。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说，秦国其实并不是处于中原。但是事实上秦国正是把握了这样一种地缘的，就是和中原各国之间的接触，并不是那么密切的情况下，它先发展大后方，先扩展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在获得话语权之后，再来展开地缘政治的。这种外交，就是刚才提到的，远交近攻。和地理位置比较远的国家，建立起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一步一步地，再向地理位置比较靠近秦国的这些国家之间，展开一些博弈。在这些博弈当中，一步一步蚕食这些国家的领土。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同盟战略。远交近攻也好，合纵连横也好，都是用来拆散六国联盟的，至少在秦国吞并战争中，能有效拒止他国干预。首先，所有瓦解六国同盟当中，很重要的是要争取齐国，即使不与秦结盟，至少要保持中立。

秦国在它统一六国的过程当中，这种大战略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当然这也非常得益于他所用的从六国过来的这些人，给他提供了很好的战略视角。因为六国的这些人才，他们对六国内部情况，有比较清楚的把握，在为秦国献言建策的时候，能够真正把握到六国的命脉所在，让秦国在推进它的大战略过程中，比较顺利地展开。

进一步说，《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就是说像秦国，尽管它经济上的，生产力水平它再高，它经济再发达，与齐国比，至少不分伯仲。齐国有渔盐之利，齐国商业一直很发达。秦军事上很强大，赵国军事也不差，战国号称有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廉颇、李牧就是赵国的。秦国如果真正蛮干的话，以一敌六，这肯定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但是，在六国来的一些人才，给他策划的时候，他能知己知彼。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在这个外交上和在这个谋略上比较用心。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一定要防止六国联合起来，这是他一个重心。六国联合的苗头一出现，他就分层次的，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他一定要破坏对方的重要人才。到李斯写《谏逐客书》，秦王嬴政收回逐客令之后，《资治通鉴》里有一句话就讲，李斯献策以重金去收买六国的人才，不能用财收买的呢，那就用刺客，然后如果还不行，就施离间计，最后再以良将随其后，灭掉对手，打击对方的人才，把对方的人才收买、驱逐、消灭，让他不能在自己岗位上，为他们的国家效力。

这个做法很厉害的，李牧、廉颇这类顶级军事人才，逃的逃、杀的杀。还有齐国也是，齐王身边的人都给收买了。总之，用了防止对方结盟、破坏对方人才这样两个战略。

为什么别人不懂这些战略呢？六国的谋臣也懂呀，你可以打散我联盟，为什么我不可以搞一些联盟呢？六国也有人张罗这件事，你可以打我的人才，我也可以打你人才。所以第三个条件，要让这两个战略要发挥作用，还要六国自己国家的领导层比较昏庸，这些谋略才能起作用。

魏安釐王就听谗言把信陵君排挤走了。因此你的领导人昏庸，这样秦国的计谋才能起作用，你不昏庸，它计谋也不起作用。所以在君主时代，领导人的本身的素质过不过硬，很重要。而这时候秦国相对来说，它运气也很好，秦孝公以来的国君，有寿命很短的，但都是明君。

秦王嬴政在打天下的时候，他能够采纳各种谏言。秦孝文王、秦武王在位时间短，秦孝公、惠文王、昭襄王、庄襄王都是贤明的君主。离间信陵君就是庄襄王在位时。秦国的领导层，这一百多年来，总体上是比较精明的。再看魏冉，在秦昭襄王的时候掌政，颇为专权，但给秦国立了大功，秦灭六国的基础，吕思勉认为就是他打下的。

因此，战略是一方面，战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还要看领导层是否贤明，同时对方君主是否“配合”。六国领导层比较昏庸，往往“配合默契”地帮助秦国实施自己的谋略。

比如，赵武灵王稀里糊涂，要把国家分两半，王位早早地给了二儿子赵荷（赵惠文王），后来又不甘寂寞，异想天开要分一半给大儿子赵章，弄得兄弟相残。

又比如，燕王哙要把国家让给子之，闹的国家都灭亡了。齐闵王也是，被苏秦忽悠了之后（也有说是苏代），最后被燕国乐毅几乎灭了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个城没有被拿下。楚怀王被秦国骗到武关，客死异乡。

你看这几个国家的国君，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齐国，经过那一次被燕将乐毅打击的战争，实力大损，所以这个六国的国君，包括他的团队都有问题。

再看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使用的无非鸡鸣狗盗之辈，平原君不识毛遂这样的人才，春申君愚蠢地被人害死。四大公子中信陵君算最强的，但是也被王兄排挤，本人也缺乏审时度势的胸襟气度。王族出身的四大公子，总体上不能跟秦国的客卿相比。所以秦国的这些战略，远交近攻也好，破坏对方的盟友关系也好，打击对方人才也好，之所以能够多起作用，都是跟对方的管理团队比较昏庸有关。六国的这些管理团队，多数靠血统上位，四大公子都是王室家族的人。跟秦国不一样，秦国这些文臣武将，大多数是通过军功上来的。商鞅也是打了胜仗，收复河西，才被封为商君的。“非功臣不侯”虽然是实行于西汉，实际上是肇端于秦。

导论

第一讲  三家分晋

历史自古分分合合。三家分晋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不光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处理国务政务，而且要让人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同时，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担当、有事业、有未来的人，尤其将来可以成为领袖的人物，应该比别人更自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不是完全靠主观努力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很可能就要碰壁。所以既要目标坚定，又要步履稳妥，这是成事者应有的风度。 

一 智伯覆亡

二 魏国崛起

三 吴起悲剧

第二讲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制度根基，而且对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谭嗣同说过：“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讲：“百代都行秦政法。”

商鞅变法提倡的价值观，即不断地努力工作就能改变自己身份的观念，把大家的欲望都释放出来了，对成功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等。如何掌控这种欲望，就成了贾谊《过秦论》及后世执政者一直在探讨的根本要旨。 

一 去魏投秦

二 立信变法

三 商鞅之死

第三讲  纵横捭阖

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著名的远交近攻，二是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秦王嬴政启用了很多从六国投奔来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真正把握到六国的命脉所在，让秦国的统一大战略得以顺利展开。

战略的制定是一方面，战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还要看领导层是否贤明，同时对方君主是否“配合”。六国领导层比较昏庸，往往“配合默契”地帮助秦国实施其谋略。 

一 南取巴蜀

二 远交近攻

三 逐客风波

四 破坏人才

第四讲  千古一帝

商人吕不韦发现秦国质子异人“奇货可居”，几方斡旋，将异人推上太子的宝座。从别人的需求出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吕不韦的成功之道。

秦王嬴政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他能改过迁善，能使用不同类型的人，并让他们各尽其才，所以成就了千古伟业。但他没能在制度上设计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没能建设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配套软件，成了后世君王的反面教材。

一 奇货可居

二 赵姬身世

三 茅焦之谏

四 始皇功过

第五讲  亡秦必楚

刘邦起兵之初，一无家世，二无德行，却凭借强大的人格魅力赢得张良等人的追随。在入咸阳之前，刘邦拥有什么呢？一是一支独立的军队，二是仁义甲天下的江湖声誉。

整个战争，项羽都在自己打，谁也打不过他；而刘邦却自始至终在下一盘棋。刘邦最大的本事，在于他会用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一 高祖起兵

二 先入关中

三 鸿门宴

第六讲  楚汉之争

在与项羽的对抗中，刘邦实际的工作是建立统一战线。他一直在争取团结所有跟项羽不和的人、过去反对项羽的人，以及自己部下能够跟项羽单独作战的人。

项羽长叹“天之亡我，我何为渡”，看上去是英雄气概、杀身成仁，但从领导者素质的角度讲，这是在逃避责任、逃避奋斗。 

一 汉王拜将

二 陈平献计

三 韩信将兵

四 垓下之围

第七讲  西汉开国

刘邦建国后，花了相当大的气力来解决功臣问题。对异姓诸侯王，刘邦未必一定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但首先要考虑的是他们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刘邦封赏功臣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开始重视文治，二是塑造以忠诚为第一的价值观。

汉承秦制立国，但没有用苛严的秦政，而是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尽量为百姓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去创造财富，是为“文景之治”。 

一 汉承秦制

二 兔死狗烹

三 封赏功臣

四 诸吕之乱

五 文景之治

第八讲  汉武大帝

汉武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疆拓土，儒外法内，王霸杂用。他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在实际选拔人才中，又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

汉武帝熟谙权变之道。原则、制度是不变的，而社会和世事是不断变化的，两者之间难免会有不契合之处，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以权变之道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 

一 金屋藏娇

二 汉家故事

三 武帝功过

四 巫蛊之祸

第九讲  昭宣中兴

从昭帝霍光辅政到宣帝亲政，其间的四十年，史称“昭宣中兴”。霍光没有文化，没有战功，仅依靠谨慎、机敏爬到了人臣权力的巅峰，体现了他的政治魄力。但当他的权力大到没有什么可以制约的时候，自我膨胀使他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自己不知进退，又疏于对家人的约束，最后满盘皆输。 

一 霍光辅政

二 宣帝继位

三 霍光之死

四 祸萌骖乘

第十讲  王莽始末

王莽在时代理论营造的氛围中，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万人推戴下，和平演变登上了帝位。有道是，风光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王莽手上的权力，是肮脏的。

西汉在王莽的禅让中，寿终正寝；王莽在他自己推行的改革中，也灰飞烟灭了。王莽没有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能力，却设法坐到了皇帝的位子上，既是民族国家的灾难，也置个人于危险的境地。 

一 纯儒起家

二 万人拥戴

三 新莽改革

四 王莽末路

第十一讲  光武中兴

南宋的陈亮认为，中兴之盛，没有能超过光武帝的，他的功业之大、成效之高，不光是靠天命，也靠人的谋略——“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

刘秀是个宽厚的人，也是个精明的人。精明用在大事上，厚道用在小事上，无论精明还是宽厚，刘秀都是从事业的需要出发的。 

一 少年有志

二 榻下之对

三 刘秀立国

第十二讲  士风矫激

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权，士人羞与为伍，却又与之争权夺利。他们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途径，是利用舆论工具：第一批评时政，评骘公卿；第二互相抬高，激扬名声。

东汉的士人们标榜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伸张社会的正义，但实际上这种行为背后潜伏的却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他们鼓动全社会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 

一 宦官专权

二 清议名士

三 党锢之祸

第十三讲  曹操成败

曹操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很奸诈，《三国志》中的曹操很正面。如果历史上的曹操不是正面形象，少年李隆基怎么会以阿瞒自诩呢？

年轻时就以睿智知名的曹操，有非常精准的审时度势的判断力，这使他在数次大事关头都能处理得当，未届不惑而雄霸一方。然而，一世英雄的曹操却也躲不过人性最低级的弱点——骄傲轻敌，他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赤壁之战惨败而回。 

一 机警权变

二 乱世奸雄

三 成败关口

第十四讲 刘备百折

刘备在江湖上的美誉度，随着他一次一次兵败而不断提升。仁厚，是他的智慧所在。在困境中求生存，借力发力，则是他仁厚之外坚忍、通权变的特征表现。比起曹操的雄才伟略，刘备确实甘拜下风。然而他广播恩信，“折而不挠”，最终成就了一番偏安的霸业。 

一 江湖声誉

二 困境机遇

三 赫然寂灭

第十五讲  孙权偏霸

与父兄相比，孙权不善于挺矛操戈、冲锋陷阵，他的特点是能像越王勾践那样屈身忍辱、笼络人才。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善于识人用人，能够驾驭部下；也能把持自身，改过迁善，约束权力。但在古代权力结构中，长寿的帝王晚年往往恣意妄为，造成悲剧，孙权也没有逃脱这个宿命。 

一 父兄好汉

二 任才善谋

三 处世用人

第十六讲 曹魏国运

与曹操的格局相比，曹丕实在相去甚远。继位之前发生的琐屑小摩擦，曹丕却在继位后用帝王的权力来实施报复，其格局可见一斑。

曹魏政权，从曹丕到曹叡，片面接受东汉末年的教训，把权力集中于秘书，依靠秘书治国，导致了大权旁落，江山不保。在集权时代，领袖人物的才能和智慧，对国家安全和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曹丕称帝

二格局有别

三曹魏之弊

四明帝托孤

五司马篡权

第十七讲  西晋乱局

东汉之后，国家分裂了近两百年才重现统一。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有统一之功。可是为什么统一之后只有三四十年，这个王朝就灭亡了呢？

制度是否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能力强、合适的人来执行制度，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帝制时代，一个政权能不能找到优秀的接班人，对于王朝兴衰，非常重要。 

一 三分归晋

二 继位风波

三 八王之乱

第十八讲  南北并立

东晋南朝的政权切换，关键人物是寒族将领刘裕，他开启了南朝第一朝，立国前后六十年，史称“刘宋”。其后的萧齐、萧梁、陈朝更为短促。萧衍是南朝君主中最有学问的皇帝，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儒法兵道佛，无所不通。在他的统治下，南朝萧梁社会稳定、文化繁荣。说萧衍统治的梁朝是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也不为过。

北魏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经过三代君主的努力，完成了统一的历程。４９３年，孝文帝将首都从大同迁往洛阳，同时改鲜卑姓氏为汉人姓氏，穿汉服、讲汉语，北魏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然改革引发了“六镇起兵”，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在控制的关东地区建立东魏（都邺城），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在控制的关中建立了西魏（都长安）。北方又一次陷入东西政府对立的分裂局面。

一 刘宋起家

二 梁武治国

三 北魏迁都

四 尔朱功过

五 高欢崛起

六 宇文家族

第十九讲 隋唐霸业

从东汉末年董卓进京到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中国历史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从入宫辅政到当上皇帝，杨坚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但古来失天下之快，也未有如杨隋者。短短三十几年时间，杨隋就被李唐取代。罢黜高颎、废黜太子杨勇改立杨广，是隋文帝政治由明到昏的转折点。

隋末起兵的各个势力中，李密和李渊是最有实力的两队人马。开始是李密占优势，而最后却是李渊得天下。为什么呢？ 

一 北朝政局

二 杨隋代周

三 罢黜高颎

四 废勇立广

五 二李得失

六 天下归唐

第二十讲  治世明君

从马背到龙椅，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文治教化才能真正帮助他征服天下。他能知人识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而不求全责备，起用了大批人才辅佐他治国，这是他得以开创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皇帝制度下，对皇权没有制度化的约束机制，因此，皇帝对臣下意见的准确判断和自我约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贞观政要》所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如何驾驭臣下，而是如何约束皇帝及其权力，这正是李世民超迈古今帝王的所在。

一 文武治道

二 治国用人

三 克己纳谏

四 律身“帝范”

第二十一讲  开天治乱

开元盛世到底有多盛？在一幅欣欣向荣的盛世图景后，有没有藏着乱世的危机呢？

唐太宗曾担心的守天下问题，在其曾孙李隆基身上得到了应验。晚年的唐玄宗，不仅做不到居安思危，在任贤纳谏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再加上对自我约束的懈怠，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的辉煌一去不返。 

一 玄宗其人

二 开元之治

三 盛世危机

四 浪漫天子

五 安史之乱

第二十二讲  大唐日落

　唐朝的衰落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但究其根本，是土地兼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到了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成了两个政治顽疾。虽然中后唐的历代皇帝为了解决危机做了不少努力，但要么铩羽而归，要么功败垂成。

唐代中晚期的朝廷士大夫，虽优秀如李德裕，却也外无法对付骄藩，内不能抗拒宦官，又在权力和政策问题上陷入个人恩怨，制造了历史所称的“牛李党争”。即使皇帝颇有明君品质，朝中又有干练忠臣，却不能合作开创唐后期的新局面，这不能不说明唐朝气数已尽，无可奈何。

一 中唐整顿

二 泾原兵变

三 永贞革新

四 甘露之变

五 会昌之政

六 末日挽歌

第二十三讲  五代流光

907年，黄巢麾下大将朱温借势唐末起义实现改朝换代，建立后梁，历史进入五代时期。统治格局小，没有合格接班人，是整个五代王朝更替的共同问题。后周世宗柴荣，颇具雄才大略，可惜寿命不永，子嗣幼弱，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成为最高军事长官。

赵匡胤整顿军队，削弱地方节度使势力，为化解五代藩镇坐大、问鼎中原提供了基本条件。这样一个有文韬武略的青年军官出来收拾五代的残局，也真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选择。

一朱温后梁

二 克用遗志

三 伶人天子

四 燕云割让

五 黄袍加身

六 南唐风云

增订版后记

初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