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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实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尽管此前已有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但其仍然有继续开掘的空间。《过云楼档案揭秘》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切入，去回眸苏州的风雅往事，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叙述了苏州士大夫“大隐隐于市”的生活方式。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可以看到过云楼顾氏家族与知名人士俞樾、张之万、傅增湘、杨守敬、冒广生等人的交往，也可以由此一窥晚清苏州士大夫生活的点点滴滴。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个点选得好，把档案和地域文化从深层和浅处都连起来了，有品位，有价值！我正在修订《档案学概论》，想把这个项目作为案例例举。如此精心挖掘传播档案文化，可贺可赞！
——冯惠玲（一级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过云楼是苏州的一个文化地标、建筑实证。沈慧瑛的《过云楼档案揭秘》有经有纬，经线是晚清民初易代背景下的家族史，纬线是顾氏四代楼主的交游考，经纬之中，铺展开江南城市文化风貌，呈现书画流转脉络。以档案诠释人物，言必有据，考证严谨。由此建立起立体、完整而有深度的研究。
华林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如果说，档案馆能够引人返回历史现场，那么，本书作者沈慧瑛就是那个拿着钥匙的引路人。书中通过对于日记书信、书画墨宝等珍贵档案的爬梳利用，为读者展示了“过云楼”当年的文人交往、墨韵书香……
钱婉约（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清代同治年间，宁绍台道顾文彬构建以庋藏书画为主，旁及古籍、泉币、印章、拓片等多种门类的过云楼，名噪一时。苏州历来崇文重教，过云楼可谓是苏州文脉的代表之一，是一座既有建筑实证，又有文献支撑的江南文化地标。过云楼档案涉及顾氏家族子女教育、为官之道、友朋交往、书画买卖、缔造怡园与过云楼过程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晚清官场生活、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与价值取向、同治光绪年间苏州园林发展情况等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力求从这些珍贵的档案中，揭开过云楼神秘的面纱，还原其在清末民初时的辉煌景象。以珍闻轶事的点睛法寻找躲在日记书信背后的秘密，为读者揭开过云楼收藏与顾氏家族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顾氏以怡园开展苏州文化沙龙，以过云楼藏品为“教材”，在培养吴门画家方面所起的作用。
通过《过云楼档案揭秘》，既可窥见晚晴民初士人阶层的文化生活范本、思想源流，又能观察当时的官场习俗、文艺场的趣闻逸事。本书还对顾氏家世进行完整梳理，将顾氏家族完整清晰地呈现给读者，犹如一部《大宅门》，家族的兴衰反映时代的变迁，让我们得以一探旧时士绅家族最后的辉煌。阅读这本书的同时，你就走进了一栋书画楼，走进了一个文化世家，走进了一个时代。作者用她女性的眼光和感性语言打磨略显沉默刻板的档案，化繁为简，打通了古典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使本书集历史研究与通俗普及于一身。
傅增湘求书求画于过云楼
一直以来有人撰文说，过云楼的书画尽人皆可观赏，而其古籍珍本则秘不示人，当年藏书家傅增湘来苏时几番请求才得以观看，并须遵循顾麟士提出的只能看不能抄的“苛刻”条件，最后，傅氏凭着超人记忆，每晚记下白天过目之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其编纂的《顾鹤逸藏书目》。顾麟士之孙顾笃璜先生对此种说法一直持否定意见，认为祖父绝对不会这样，也鲜有人有这么好信，了解到傅增湘确实曾到过云楼观书，并向顾麟士求书求画。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出身，既在清朝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又在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教育总长。出任公职之余，他最大的爱好是藏书、校书，是继海源阁杨氏、铁琴铜剑楼瞿氏、皕宋楼陆氏、八千卷楼丁氏之后的又一大家。他一生所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元刻本善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除了在藏书、校书方面具有影响外，在版本学、目录学方面，傅增湘也颇有建树，堪称一代宗主。
过云楼素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美誉。顾麟士一如乃祖乃父那样精心管理过云楼，与书画同道、藏书大家都有交往。傅增湘写给顾麟士的三通书信都没有署明年份，只能按内容和相关背景推测。在写于11月22日的一通信中，傅增湘提到自己入阁已过一年，他于1917年12月4日出任教育总长，直至1919年5月，由此推断此信有可能写于1918年。傅增湘坦率地向顾麟士提出要求，谈及他前年在苏州顾家看到的与眉州乡贤有关的两种藏书，“一为眉州杜大珪之《续碑传琬琰录》，一为《龙川略志》，弟均拟刊入《蜀贤丛书》”，希望顾麟士能割爱转让。同时，傅增湘表示，如果顾家不愿“惠让”，那么是否可以允许自己借阅，“或影钞一部，或校勘一通”。为了消除顾麟士的疑虑，傅氏提出“交部挂号，万无一失”，表示他一旦校勘完毕立即奉还，不会拖延。然而傅增湘还考虑藏家对物品的珍爱之心，也认识到北京、苏州毕竟路途遥远，取归不易，于是提出了一种新办法——拍照。他设想“托沪友携照象具到苏，将原书摄影，一分记祗数十页”，以此速度只需两日就可以完工，书不用“远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最后，傅增湘说只要顾麟士不“斥其妄、笑其愚”，哪怕只借一种藏书也是好的——不仅是傅增湘本人之幸，更是“吾乡先辈冥中百拜所求者也”，说得令人心动，或许唯有爱书成癖的人才会如此真性情。傅增湘点名所要的两种书均为宋本，《续碑传琬琰录》全称为《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录》，而《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则是苏辙所撰。这三本皆是重量级的宋刻本，自然引起傅增湘的高度重视。
目前没有看到顾麟士的回信，但从傅增湘的第二通信函中，可以获悉顾麟士对于傅增湘提出的或借阅或影钞或拍照两种书的要求，只同意影钞，也就是说要请高手抄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并不采纳照相这种新法。历代藏书家对抄书很讲究，纸张与抄书人的选择同样重要，因产于浙江开化而命名的开化纸是清代以来最名贵的一种纸，它凭借质地细腻、柔软洁白、薄而韧性强，成为清廷宫内专用纸。傅增湘专程从北京寄纸到苏州，在第二通信中写道：“开化纸觅得数十纸寄呈，敬希代属善书人摹写《龙川别志》，以践前宿约。”他又与顾麟士相约，“霜叶飞红，南游有日”，同时傅增湘还惦记着顾麟士的画作，希望到苏之时将顾氏“允赐”的画作与影钞的书一同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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