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纶群言识鉴奥/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我国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是随着“五四”新文学的产生而展开的。当时的新思潮多为开放型，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潮的激荡下，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理论家，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投身于古文论研究的拓荒工作，取得了辉煌业绩，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1949年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十几年来，数以千百的学术论文与刊物专著，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高潮。与1949年前相比，无论是在量还是在质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每一部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都各具理论特色与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是，如果把已取得的成绩，放置于当前改革开放的世界文化大环境中，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就不难发现它与迅猛发展的时代需求尚有较大的距离。究其原因，在于普遍缺乏（不是绝对没有）现代意识，跳不出旧的治学框框，仍然在定向轨道和封闭模式中彷徨转圈。譬如受传统历史传记学派的影响，古文论研究多是作家论和作品论，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缺乏宏观的理论规律和发展趋向的总结，所见多是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面孔，人或讥之为“录鬼簿”。研究方法不是生搬硬套“苏式”或“西式”的洋理论洋框框，就是受旧传统方法的禁锢，反映了研究者缺乏现代的主体意识，受制于古人和洋人，理论观念落后于时代。近些年，由于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宏观研究在古文论界也得以提倡，但一般来说，生吞活剥的多，消化吸收的少，满纸唬人的洋概念，虽然声势很大，却因脱离国情而有隔靴搔痒之感，这是“宏而不观”；而从微观研究方面看，考证人微，但烦琐板重而多老生常谈，令人费心劳神却难觅理论光彩，这是“微而不察”。这种研究现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脱离了现代社会的需要。这一状况如果再不改变，再不像“五四”学者那样给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意识的新鲜血液，我们的学术界将会故步自封而落伍，甚至遭淘汰。
在古文论研究中，如何把历史研究与现代意识辩证地统一起来？所谓现代意识，并非现代人所专有。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指研究对象——中国古文论思想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古文论家的现代意识，一指研究主体——今天的研究者的现代意识。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古发展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我们所指的重点，当然是当代研究主体的现代意识。因为揭示古文论中客观存在的现代意识，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现代文论家的学习、研究和借鉴。但是现代意识无论古今都不仅是认识方法的改变，而且通过方法论的开拓与变革，标志着理论观念的更新。只有观念更新，开拓新的思维空间，我们的古文论研究才能与时代合拍.更上一层楼，产生新面貌。归根结底，我们所说的现代意识，核心思想是古文论研究的现代视角和立脚点。所以，“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问题就成了关键。
世界上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性更强烈。就算你钻进故纸堆中，象牙塔里，似乎纯粹超功利无目的，其实，这对世俗社会就是一种特殊的态度与认识，合乎老庄的“无用之用”。一部《庄子》，如果真是所谓超功利无目的，一无用处，那么如鲁迅先生所说，只要写下“今天天气哈哈哈”几个大字即可，何必消耗心血，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呢？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不必讳言古文论研究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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