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晖轩集/上海老作家文丛.第八辑》：
章培恒先生给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学生讲课时，只有二十四岁，却有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他在大学时，先是学商科，后来学新闻，再后来在上海学院（由许多私立大学合并起来）学中文，上海学院并人复旦大学，1952年章先生毕业后留在复旦任教。由于章先生15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加上业务能力强，曾经担任中文系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因受胡风事件的影响，他被迫退出中文系教学第一线，去图书馆工作。章先生在求学和学术研究生涯中，有三位老师对他影响最大。第一位是贾植芳先生，研究现代文学，对鲁迅和中外比较文学研究，造诣甚深，直接影响章先生进行中国文学的贯通研究。第二位是朱东润先生，对学术研究，强调独立思考精神，不盲从迷信权威，其治学精神对章先生影响很深。第三位是蒋天枢先生，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陈寅恪两位名师，长期校读三代两汉的书，学识渊博，他要求章先生从历史和语言学方面打基础，以三年时间读《说文解字段注》《尔雅注疏》和《方言》，同时读《通鉴》、校点“前四史”，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著作，为章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1958年秋季，蒋天枢先生为我们班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先秦部分，章先生作他的助教。蒋先生讲课要言不烦，往往一语中的。由于当时“大跃进”浪潮席卷神州大地，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蒋先生的讲课难以继续。有半年多的时间，“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陷于停顿。直到1959年春季才重新开课，改由章先生从《楚辞》讲到南北朝末期的诗文。无论是讲《楚辞》，或是汉赋，以及王充《论衡》、赵壹《刺世嫉邪赋》、阮籍《咏怀诗》、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章先生均有透彻独到的见解，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和章先生密切相处是在1974年，由章先生领导，参加《辞海》古典文学条目的修订工作。原来，早在1971年，周恩来总理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指示把修订《辞海》未定稿列入国家出版计划。1972年7月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由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全面否定和批判《辞海》未定稿，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上”。修订工作迟迟难以开展。直到1974年5月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语文词典规划会议，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负责修订《辞海》和编纂《汉语大词典》。为加快《辞海》未定稿古典文学条目的修订进度，于1974年8月成立古典文学修订组。
古典文学修订组设在陕西北路457号辞海编辑室（1978年改称上海辞书出版社）内，由章培恒先生任组长，组员有7人。汤高才先生原系《新民晚报》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上海市新闻出版五七干校调到辞海编辑室，作为责任编辑参加修订。李俊民先生原为《辞海》未定稿副主编，古典文学分科主编，“文革”中受到“四人帮”中张春桥、姚文元迫害，当时仍是被审查的对象。以专业人员名义暂调来的有3人，陈振鹏先生系《新民晚报》副刊的副组长，从上海市新闻出版五七干校调来，范民声先生系复旦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从任教的上海戏剧学院调来，我从下放的中学调来。按当时规定，必须有工农兵代表参加，孙琴安同志是工人代表，谭兰芳同志是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要修订古典文学条目，难度极大。正如李俊民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在一次主编会议上说的：“古典文学方面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连白居易也要批判，苏轼也要批判。……什么‘人生如梦’，就是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李白就更该批了，他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鼓吹及时行乐，鼓吹天才论，既唯心又腐朽，罪过一大堆。”（李春平《辞海纪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135页）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提出在修订《辞海》条目时要把“大批判”贯彻始终。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