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耘学刊(2019年第1辑,总第二十九辑)》:
地处内陆的四川,一方面从整体上感受到了这种大时代的变化,同时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采用了不少“西方药”,如开设议会、发展商业、引进工业、兴办新式教育等;另一方面却仍延续着固有的社会体系和伦理规范,相对遥远的外来压力并没有实质性地冲击到四川的社会结构。直接影响四川社会变化的更多的是来自四川的内部因素,即晚清以来不断涌现的教案和革命动乱,“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四川发生的有一定规模的反洋教斗争近百次,由一哄而起的打教,发展到有组织的武装起义”①。其中1895年的成都教案、1898年的余栋臣起义,波及范围极大,影响极为深远,既动摇了基督教在四川的根基,也动摇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与反洋教相伴随的是四川各地民众的起义,李蓝起义、东乡抗粮、红灯教起义等,更使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风雨飘摇。政府统治力量减弱,社会秩序必然会被打乱,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尤其是保路运动对四川社会结构的致命冲击,使四川处于极度无序状态。
保路运动之前,四川中上层知识分子偏重于立宪救国,走循序渐进的改良道路,中下层知识分子如刘觉奴等同盟会盟员倾向于革命救国。经过保路运动的大动荡,无论是中上层还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也不论是倾向于立宪(清帝制已推翻)还是倾向于革命,对改进社会都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之中,立宪派的蒲殿俊、朱山等纷纷告别政治,革命派的刘觉奴等人也转向教育与文化,保路运动大动荡的余波深刻地影响了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反省的同时又在思考如何面对及如何改变这个裂变的世界。
刘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就创作于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只不过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刘觉奴已经走出迷茫的状态,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投入新的救世道路中去,即转向教育和文化(以报刊业为主)事业。在这两大事业的具体实践中,刘觉奴认为更重要的不是革命,不是推翻,而是如何“建设”与“觉民”,如何使民众能够真正站立起来。刘觉奴把关注重心集中到妇女与儿童身上,妇女与儿童是刘觉奴家庭教育的主要对象,他把家庭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对接起来,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国家衰颓是因为没有人才,人才从何而来呢?从家庭而来,家庭是培养儿女成为人才的根本,因此刘觉奴认为“现在我国最要紧的事是改良家庭,家庭最要紧的无过于俭省教子两事了”①。对教育与报刊业的全身心投入,让刘觉奴进入一种积极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他重新回望保路运动,并对现实问题——裂变的世界做出回答,试图指出一条新的救世之道。
总体来看,《松岗小史》这部小说,就是刘觉奴对裂变的世界所开出的救世良方。《松岗小史》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松岗的措施,这些治理措施也可以看作刘觉奴的救世良方。
一是要有开明且能力超群的领导人物。松岗这个地方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关键就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群体,松岗小学校长黄光是这一领导群体的核心,松岗小学体育教师瞿新珍是其最得力的助手,松岗市长黄老是幕后参谋,松岗小学的其他年轻老师是领导群体的成员,如教员王成清、李璧、江郎仁,从外地请来的人才史文涛、郑方贤、陈沧江是领导群体的决策高参。黄光全面负责松岗的大小事务,其他人员皆在黄光的指挥下有序地执行,虽然黄光也要听取领导群体其他成员的建议,但听取建议是黄光个人修养的体现,而不是管理制度的要求。也就是说黄光在松岗充当的是类似皇帝的角色。对于松岗市这样的领导模式及施政方法,曾孝谷非常敏锐地指出:“《松岗小史》于事以人举,事自微末始,三复意焉,观松岗地方种种施治,而主持仅一人,是有帝国主义意味。”②曾孝谷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指的是皇帝专制主义,他认为松岗的治理模式就像皇帝统治一个国家一样,只有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权力极为专制,黄光就是松岗市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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