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耘学刊（2019年第1辑，总第二十九辑）》：
地处内陆的四川，一方面从整体上感受到了这种大时代的变化，同时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采用了不少“西方药”，如开设议会、发展商业、引进工业、兴办新式教育等；另一方面却仍延续着固有的社会体系和伦理规范，相对遥远的外来压力并没有实质性地冲击到四川的社会结构。直接影响四川社会变化的更多的是来自四川的内部因素，即晚清以来不断涌现的教案和革命动乱，“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四川发生的有一定规模的反洋教斗争近百次，由一哄而起的打教，发展到有组织的武装起义”①。其中1895年的成都教案、1898年的余栋臣起义，波及范围极大，影响极为深远，既动摇了基督教在四川的根基，也动摇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与反洋教相伴随的是四川各地民众的起义，李蓝起义、东乡抗粮、红灯教起义等，更使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风雨飘摇。政府统治力量减弱，社会秩序必然会被打乱，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尤其是保路运动对四川社会结构的致命冲击，使四川处于极度无序状态。
保路运动之前，四川中上层知识分子偏重于立宪救国，走循序渐进的改良道路，中下层知识分子如刘觉奴等同盟会盟员倾向于革命救国。经过保路运动的大动荡，无论是中上层还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也不论是倾向于立宪（清帝制已推翻）还是倾向于革命，对改进社会都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之中，立宪派的蒲殿俊、朱山等纷纷告别政治，革命派的刘觉奴等人也转向教育与文化，保路运动大动荡的余波深刻地影响了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反省的同时又在思考如何面对及如何改变这个裂变的世界。
刘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就创作于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只不过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刘觉奴已经走出迷茫的状态，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投入新的救世道路中去，即转向教育和文化（以报刊业为主）事业。在这两大事业的具体实践中，刘觉奴认为更重要的不是革命，不是推翻，而是如何“建设”与“觉民”，如何使民众能够真正站立起来。刘觉奴把关注重心集中到妇女与儿童身上，妇女与儿童是刘觉奴家庭教育的主要对象，他把家庭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对接起来，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国家衰颓是因为没有人才，人才从何而来呢？从家庭而来，家庭是培养儿女成为人才的根本，因此刘觉奴认为“现在我国最要紧的事是改良家庭，家庭最要紧的无过于俭省教子两事了”①。对教育与报刊业的全身心投入，让刘觉奴进入一种积极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他重新回望保路运动，并对现实问题——裂变的世界做出回答，试图指出一条新的救世之道。
总体来看，《松岗小史》这部小说，就是刘觉奴对裂变的世界所开出的救世良方。《松岗小史》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松岗的措施，这些治理措施也可以看作刘觉奴的救世良方。
一是要有开明且能力超群的领导人物。松岗这个地方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关键就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群体，松岗小学校长黄光是这一领导群体的核心，松岗小学体育教师瞿新珍是其最得力的助手，松岗市长黄老是幕后参谋，松岗小学的其他年轻老师是领导群体的成员，如教员王成清、李璧、江郎仁，从外地请来的人才史文涛、郑方贤、陈沧江是领导群体的决策高参。黄光全面负责松岗的大小事务，其他人员皆在黄光的指挥下有序地执行，虽然黄光也要听取领导群体其他成员的建议，但听取建议是黄光个人修养的体现，而不是管理制度的要求。也就是说黄光在松岗充当的是类似皇帝的角色。对于松岗市这样的领导模式及施政方法，曾孝谷非常敏锐地指出：“《松岗小史》于事以人举，事自微末始，三复意焉，观松岗地方种种施治，而主持仅一人，是有帝国主义意味。”②曾孝谷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指的是皇帝专制主义，他认为松岗的治理模式就像皇帝统治一个国家一样，只有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权力极为专制，黄光就是松岗市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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