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已出版作品百余部（卷），主要作品有：《周氏三兄弟》《鲁迅与胡风》《鲁迅像传》《鲁迅：战士与文人》《八道湾十一号》等；参与编辑《回望鲁迅》（22卷）、《回望周作人》（8卷）等。

《鲁迅文集·小说》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在他创作小说之初，现代小说尚未定型。黄乔生先生用心于鲁迅研究30余年，最近二十年来一直有一种思考——由鲁迅本人自编的小说集中有几篇实为散文；而一直纳入鲁迅杂文集中的文章，也有一些应当归属在小说中。《鲁迅文集·小说》依据现代小说的定义进行了重新编选，帮助读者区分鲁迅所著的小说与散文。通过这种区分，让读者更能厘清哪些是鲁迅的虚构故事，而哪些才是鲁迅的亲身经历。

《鲁迅文集·散文与诗》

本卷的散文部分，打破以前的鲁迅散文集皆以文章来源为依据的选编传统，以鲁迅从童年到离世的完整人生经历为时间线，从鲁迅的各类文集中精选出了59篇鲁迅的自述文章，清晰还原了鲁迅辉煌而坎坷的一生。可以说，读完鲁迅的这本散文，就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鲁迅一生的完整经历。

本卷诗歌部分收录了鲁迅极为重要的新诗8首、旧体诗59首、民谣4首。散文诗部分除完整收录散文诗集《野草》外，黄乔生先生还通过他二十余年的梳理，采撷了鲁迅其他文集中应该纳入散文诗的文字。被鲁迅称为“拟古的新打油诗”的《我的失恋》，虽出自《野草》，但因其形式上贴近古体诗，故编入诗歌部分。

《鲁迅文集·杂文（上下）》

这两卷鲁迅杂文选打破了过去按照《华盖集》《三闲集》等鲁迅杂文集编排的传统，不再以文章来源为依据进行分类。鲁迅先生的杂文，气象庞大，体量也极为庞大。我们作为读者，很难有完整的时间把这些文字一气读完。因此，常常只能管窥一鳞半爪，很难对鲁迅先生的杂文成就有清晰的印象。黄乔生先生此选，以文体分类，把这些杂文梳理为论辩、杂记、杂感、书、章表、序跋、对话、寓言等清晰的几部分，共323篇，让阅读鲁迅有了脉络可寻，从而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

《鲁迅文集·书信（上下）》

本卷收录了鲁迅381封私人书信，也就是鲁迅生前不预备发表者。其中包含许广平、山本初枝、萧军、萧红、周作人、许寿裳、林语堂、内山完造等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72位亲人、友人。书信以时间为序，真实记录了鲁迅的生活细节，偏重讲私事、谈感情，是他在向亲人、朋友、社会人士谈感受，诉衷情，有辩解，有表白，有批评，有斥责。通读下来，相当于鲁迅剖白自己灵魂的一部自传。

选编说明


一

中国新文学已经走过百年的途程，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20世纪30年代，为纪念中国新文学走过的第一个十年，上海良友出版公司约请名家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蔡元培撰总序，胡适、鲁迅、郑振铎、茅盾、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担任各卷编辑。大系的编选者都是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创作者和亲历者。他们撰写的分卷长序，既总评，又分论；既评价他人，也评价自己。
80多年过去，大系本身已经成为经典，对研究中国新文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文学大师的作品也仍然在感动和启迪着读者。尤其是鲁迅的作品，以其对中国历史文明和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以其高超的表达能力，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鲁迅在新文学大系中担任的是《小说二集》的编辑。请他出任小说集编辑，与文坛和出版公司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认知度有关。他是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家，引领时代，影响后进。当然，这个身份同时也就有一些不便，就是需要他同时编选和评价自己的作品。他在自谦之外，也做出了自己的作品“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这样的评价，而且还具体评说道，自己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虽然受了外国文学和思想的影响，却比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忧愤深广”，也不像德国尼采的超人那样渺茫，显示了对切近现实和文学创新的自信。
鲁迅的散文（包括杂文）在大系中也得到了高度重视，郁达夫编辑的《散文二集》，共选16位作家的131篇文章。其中冰心、林语堂、丰子恺、川岛、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等，每人多者五六篇，少者仅一篇；但鲁迅24篇，周作人56篇。郁达夫在《妄评一二》中对自己格外多选鲁迅、周作人的作品，申述理由道：“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先生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在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郁达夫还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是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不过，有所为也就有所不为。在大系的戏剧卷中，就没有鲁迅的作品；诗歌卷中也寥寥无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大系没有杂文卷，因为当时新文学还没有杂文的文体意识。鲁迅是在1927年定居上海后才有意识提倡并大力写作杂文的。中国新文学的“大系”后来又经历了很多个十年，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但是第一个十年发凡起例的原创性、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永远彪炳文学史，鲁迅等新文学大师的作品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
鲁迅的著作卷帙浩繁，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阅读鲁迅，当然应该读《鲁迅全集》。但现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保留了鲁迅的自编文集，又搜集佚文，编成《集外集拾遗》，更拾遗补缺，编成《拾遗补编》，其中篇什写作时间跨度很大，分类和编年混合，显得杂乱。后来，也许是有感于《鲁迅全集》存在的问题，为便于读者了解鲁迅的生平和创作过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将著作和译文乃至日记书信按写作或发表顺序排列，虽然便于使用，但不利于读者揣摩鲁迅的文体特点。仅就杂文而言，反不如《鲁迅全集》按鲁迅自编《二心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等顺序排列有助于读者看到鲁迅编辑文集时的用意和当时文坛的情况。
在为读者提供好的鲁迅著作选本方面，很多专家学者做了尝试。鲁迅的著作为中学以上学历者所熟悉。学生们除了在课堂上精读名篇外，还在教育部指定的课外读物中，阅读《呐喊》和《朝花夕拾》两部文集（2017年新增《彷徨》），这都是公认有定评的鲁迅的代表作。但有学术界人士和一些中学语文教师反映，这个书目对鲁迅杂文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也许是因为鲁迅杂文集很多，挑选为难的缘故。教科书选入篇目尚且因为删减替换引起过很多争论，如果指定某种杂文集为课外读物，争论可能会更加激烈。当然，不能因为挑选不易和担心引发争论，就忽略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杂文论辩性强，战斗精神充沛，文字极具穿透力，有“投枪”“匕首”之誉，学生有必要也应该有阅读更多鲁迅杂文的意愿。从教学一面考虑，学生们阅读鲁迅的杂文，有利于加深对鲁迅的其他作品及其时代特点的认识。
鲁迅作品是一个整体，应该全面阅读，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乃至书信，都不可忽略。没有对他作品的广泛阅读，就不可能对他有全面的认识，没有全面的认识，在理解他的代表作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不足和偏颇。
鲁迅著作的选本数不胜数。怎样从鲁迅著作中选出适当的篇幅，较合理地分类编排？选编鲁迅的作品，难度虽然没有鲁迅编选《小说二集》从众多小说家的作品中选取那么大，但要选取得当，分类合理，也并非易事。鲁迅作品的经典性是普遍显现的，他尝试过很多体裁，各种体裁都创作出了优秀作品，精彩的篇章、段落和文句比比皆是。任何一位编选者都会有郁达夫所说的如窃贼入阿拉伯宝库的感觉。
这套鲁迅文集的编选宗旨，一是顾及作品本身，二是顾及作者的生平，三是注重文体分类。思想深刻、文辞优美的作品，当然要选；为了让读者熟悉鲁迅的生平，散文与诗卷采用编年的方法，尽力组成一个鲁迅生平的自述；书信卷也有同样的考虑；杂文卷以文体分类，打乱了鲁迅的自编杂文集，意在使读者体会鲁迅的文体把握能力，揣摩其作品风格。总之，希望这个选本对读者把握鲁迅的生平线索，体会其文章之妙，寻索其文学来源，认识其经典价值，能有一些帮助。

二

鲁迅是语言大师、文体高手，做文章很在意也很能“得体”。这个“体”，涵义兼有内容和形式—其实，内容和形式本为一体，不可分割。鲁迅曾谈及自己的创作经验同时也告诫青年作者说，“写不出来时不硬写”，其实隐含着“不应该写的时候不要写”。有一次，一位外国友人请他为某位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写篇评论，他觉得自己无法立论，就转请胡风撰写，这时候，不写就是“得体”。《黄花节的杂感》一开头便说：“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还有一次，他写信给茅盾说：“版画的文章，本想看一看再作，现在如此局促，只好对空策了。”徐懋庸来信请他为杂文集写序，他回复道：“我极愿从速交卷，那么，大约未必能看原稿后再做，只好对空策了，如说杂文之了不得之类。”可见他觉得“对空策”不好，不得体，不切实，要不是碍于情面，他简直不要做这样的文章。其实这个“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并没有消亡，现今公务员考试中还有“策论”一类的题目。从鲁迅的写作实践中，我们能体会到很多原则性的东西，例如，他拒绝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说出一个担忧，即获奖后，只能写“翰林文字”，没人要看了。他的生活和作文，自有原则，如果不得体，有损他的名誉，越过他的底线，他是不做的。
至于文章的细节，他更是行家里手。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己对文字很注意修饰，“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称为塑型师或裁缝，虽然听起来琐屑微小，好像是贬低了他，其实却是很高的赞誉。大师总须先在细节上做得精美，虚浮和疏漏，是难以成为大师的。鲁迅写文章，有时篇名也有讲究，他说：“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他讲究音韵，把散文当成诗来做。他的一些杂文集的书名竟也对仗起来：《二心集》对《三闲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有了《南腔北调集》，还曾准备编辑《五讲三嘘集》。
中国文学传统素重文章体式，根据场合、对象发言立论。《文章流别》里说的“文章”，有诗、颂、铭、诔、祝、箴、七、碑、诔、哀辞、哀策、图谶等，《文心雕龙》也对多种文体做了界定。文体是不断演化和创新的。最早诗文不分，《文选》中收录诗，可见诗也是文。古代文学家的集子，如《陶渊明集》，诗文俱收。其实，我们选鲁迅的作品，完全可以叫《鲁迅集》或者《鲁迅文集》，里面不妨有诗、散文诗、书信乃至戏剧，合乎古式，接续传统，又有创新。现在编作家文集，流行将诗文分离，编成单独的诗集和文集。可恨好事者——可能是书商——又造了个“全集”名目，收入作者的一切文字，连思想剖析材料、检举揭发信件也悉数收入，虽然引人注目，利于销售，却不免显得杂乱。当然，传统具有灵活性，能包容。照单全收的全集编辑法，也不是绝无好处，至少留存材料，作为参考，供后人研究，而且，甚至还可能产生一些可以总称为“现代八股”的新的文章体式。
在新文学时代，中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文体得到了创新的契机。鲁迅在创作的时候，既注意“得体”，又致力于创新。但他将自己做过的文章集印的时候，也许时间紧迫，无暇顾及，在分类方面并不十分在意。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并不是说他不注意分类，不讲究格式，不顾及得体，而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条件）等写了很多文章再来分类编辑。这个“杂”，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在无暇或者不好分类的情况下的笼统的称呼。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小品文”，大和小是相对的，具体标准很难制订，究竟是指的篇幅长短呢，还是指的重要程度呢？
晚年，鲁迅考虑到自己的境况和读者的需要，着手整理自己的文字，计划编辑《三十年集》，做一个文学上的交代。但体力和时间使他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从他起草的编辑计划看来，也没有进行严格的文体分类，把《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称为“人海杂言”，把从《坟》到《且介亭杂文》等杂文集，冠以“荆天丛笔”。他其实不愿把这些杂文集打散，因为其中记录着他的人生轨迹、思想感情。他在一部杂文集的序言中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至于文体分类之难，他当然是意识到的。杂文集和辑佚性的文集《集外集》中，有诗歌，有散文诗，本应该拿出来归类整编的。《秋夜纪游》等抒情文字，他在创作的时候，就有了编辑《夜记》的计划，应该是类似《野草》那样的散文诗集，可惜他只写了几篇，生前没有来得及编辑成书，后来由他的版权继承人编成，没有整体收入《鲁迅全集》。
鲁迅在文体上既走出一条创新的路，也走出一条与传统接轨的路。新文学伊始，鲁迅借鉴外国文学体式，创作了日记体小说，新颖独到，惊人耳目。但也有论者指出，这篇小说用文言文写的序言，提纲挈领，含义丰富，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指向。随后，鲁迅尝试了散文诗创作，是外国影响的结果，外国文学翻译为他提供了借鉴。但是，到了上海，由于现实的需要，他更多从事杂文写作，有意无意地回归了中国文学传统。他在论辩和批判中磨炼了杂文文体，使之达到纯熟的境界，借助报刊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短小精悍的杂文成为鲁迅的标志性文体。鲁迅的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在一篇自传中，他谦虚地说自己的文字勉强能称为“创作”的只有“五种”，即《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这显然是用西方文论的标准评估自己的创作。但最后几年，他不但大量写作杂文，还为杂文辩护，给予杂文很高的地位。
所以说，在新文学代表鲁迅的历史性贡献中，早期的小说、散文诗等，堪称拿来主义实践的典范；而后期的杂文，是对传统的继承，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从文体的角度阅读和研究鲁迅著作，可以更好地认识鲁迅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紧密关系及其创新能力。
选本对读者是有好处的，但读者也须对选本保持警惕。鲁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编选者，他自己不但为新文学大系选过小说卷，也自编过文集（《自选集》），深知个中甘苦。他曾经写过一篇杂文《选本》，注意到选本的影响往往大于作家的文集，例如《古文观止》和《文选》，直到今天仍然是广大读者的案头必备书。而从读者一面看，阅读选本是为了节省时间和资金，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可以理解。鲁迅写道：“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编选者的手眼，会对读者产生影响，因此要提防选本的副作用：“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
鲁迅对编选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系统，全面，选择精当。“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鲁迅的编选观念和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三

《鲁迅文集》共四种六卷：小说、散文与诗、杂文（上下）和书信（上下），采用分类和编年相结合的方法。
小说卷收录《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加上早期的文言小说《怀旧》。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收入了原在杂文集《热风》中的《智识即罪恶》；二，将《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五篇编入散文部分。
鲁迅写作白话短篇小说之初，现代小说还没有定型。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早期的有些篇什就是“小说模样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速写”。基本上是亲历的现实生活的一个片段，加上一点虚构。鲁迅自己有时也谦虚地称之为“速写”，例如，晚年关于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他在序言中说：“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这里虽然有不少谦虚成分，但鲁迅写文章——小说也不例外——绝不生拼硬凑，却是实情。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编者注），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其实，小说究竟应该是怎么样，文学概论也没有订出规范化的标准。千姿百态，变化多端，是小说的特点，正如生活本身。《呐喊》中有几篇描写日常生活场景的速写，如《鸭的喜剧》《兔和猫》《一件小事》等，甚至《社戏》的上下两个片段也都是他的实际生活经历。称为小说固无不可，但编入散文卷，也基本通顺。
鲁迅从小对小说感兴趣，喜读《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荡寇志》等古典小说，自己也动手抄录古代短篇小说，辑录了一部《古小说钩沉》，为后来创作小说和研究中国小说史都由此打下基础。说鲁迅的小说观念主要来自西方，是就大体而言，他的小说来自百来篇外国小说，是在日本阅读的。他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讲真话的文学，启蒙的文学，人的文学，是在接受了西方文学之后。实际上，中国小说传统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更是文体创新者,正如茅盾所说，鲁迅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萌芽期的中国小说是一个需要试验和创新的领域。就像胡适在诗坛上做的那样，鲁迅在小说领域进行了“尝试”，而且尝试非常成功。
鲁迅也是出色的散文作家。散文部分以现代“散文”概念为标准，把鲁迅的散文从其全部著作中挑出来。散文不能虚构——人们不能容忍散文里有虚构，要求作者记录真实，不能撒谎——但很多散文不免在遣词造句时有所夸张或扭曲。对于鲁迅记述个人经历的散文，周作人做过解说。他在《朝花夕拾》中找出了几个不准确的地方，提醒读者注意鲁迅在使用小说笔法。前些年，又有关于鲁迅《藤野先生》情节不真实的指摘，日本学者因此称这篇为散文“小说”。我认为总体上说，鲁迅的回忆散文是忠实的，一些因记忆不准确导致的史实错误无伤大雅。散文部分收入一些自叙写作甘苦的文章，作为鲁迅写作生活的一种记录。例如《怎么写》《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及一些文集的序跋如《呐喊》自序等。
分类的困难，出现在散文诗上。散文诗首先是散文，记录个人经历，只不过偏重抒情。从文体上说，散文诗是一种创新，本可以单列一集。但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篇幅不大，不足成册，故将其与诗歌、散文合编一卷“散文与诗”，将鲁迅的其他文集中抒情类的散文编入散文诗部分。诗歌部分分为新诗、旧体诗和民谣，旧体诗按编年排列，不用五、七言或古今体的分法。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首《我的失恋》，鲁迅称之为“拟古的新打油诗”，虽是打油，但毕竟是诗，就抽出来编入新体诗部分了。
书信集卷所收信件多为私人信件，即不预备发表者。鲁迅的书信现存1400多封，本卷选取一部分，偏重讲私事、叙情感者，少收应酬信件。一卷读下来，相当于读鲁迅自传，是他在向亲人、朋友、社会人士谈感受，诉衷情，有辩解，有表白，有批评，有斥责。
杂文卷按文体分类，即将记述个人生活经历的散文之外的文字大致分为论说、杂记、杂感、书、章表、序跋、对话、寓言等。如此分类当然不能涵盖鲁迅的所有杂文，而且各类之间有时也难以做到截然分明。例如序跋可以写成论辩文，书可以当作短评来看，演讲可以视为一篇杂感。
鲁迅文章的丰富性复杂性最集中地体现在杂文上。在鲁迅所处的文化转型（当然也是社会转型）时代，文章自不能不有大的变化。有些文体在消失，有些文体虽然名目改变，实质上仍然存在。论说，是鲁迅杂文最主要的部分，数量最多。论说文有长有短，本卷把论说文中较短的篇什归入“杂感”一类，是因为鲁迅早期即开始写作“随感录”，晚年又有很多短小精悍的杂文发表，正是对早期随感录的复归。其间的界限，并不只在篇幅的长短，随感杂感，往往就事论事，随时起兴，是针对报纸或其他消息来源进行评论，阐述自己的意见。而“论”“观”“说”“谈”等，一般是设定一个题目进行论述。因此，杂感部分就将鲁迅的重要杂文《忽然想到》割舍了，这是有些遗憾的。
演讲看似是创新的文体，其实也就是在做论，不过是口头的形式罢了。鲁迅到大中学校演讲，题目常常就是“论……”或“谈……”。演讲之后，一般会修改记录稿，正式发表，就成了一篇论说。杂文卷之所以列了“演讲”一类，是因为它是现代文体的一种，是鲁迅一代人开始尝试而现在大为流行的一种新形式。
同样，序跋也不拘一格，可以是论说，也可以是记述，或叙议相间。鲁迅善作序跋，他写古文乃至骈文的序跋，也写娓娓道来的白话文。有些序跋自述创作经历，有的为友朋学生推荐鼓吹。
章表，本是古代很盛行的文体，但到了鲁迅这里，用量就小得多。他虽然在行政部门任职，但品级较低，所负责的又是那个时代并非急务的文化工作，因而此类公文不多。
在书信卷外，杂文卷中何以又列出“书”之一类？此无他，因为书信卷中的书信，是所谓“私信”，本不打算公开发表，即便公开发表，也会经过修改，如鲁迅给许广平的信编为《两地书》出版时一样。杂文卷中的“书”，则是写作之初就有意公开的，因此，“书”其实是文章的一种变化形式。
至于对话、寓言等类别，不但“古已有之”，且“外亦有之”，读者既能联想到中国的赋或七发，也会联想到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或古印度的《百喻经》，从而体会鲁迅是如何从中外文学的金枝上采摘果实的。
鲁迅著作的文本，参照手稿、初版本和通行的全集本进行了校勘。选集的分类未必得当，选目也难免疏漏，作为一种尝试，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黄乔生
2018年4月于北京

鲁迅文集·小说

鲁迅文集·散文与诗

鲁迅文集·杂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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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集·书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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