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青铜（丛书名：国粹文丛）》：
阳燧：点燃华夏文旦月的火光
晋人崔豹的《古今注·杂注》有载：“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影倒，向日则生火，以艾炷之则得火。”这段文字十分明确地告诉了我们阳燧的质料、形状及用途。另有《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故阳燧见日，则燃日而为火。”后人高诱注解：“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还有王充的《论衡·说日》，也说：“验日阳燧，火从天来。”那么，记载在典籍中的阳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因为缺少实物证明，便一直在人们的猜测中游离着，直到1972年10月的一天，随扶风县天度公社民工营到刘家沟水库工地施工的王太川，一镬头挖出那个青铜阳燧后，这个悬在人们心头上的谜团才得以慢慢解开。
生活在周原遗址上的王太川，那时还是一个回乡知青。像他一样的回乡知青，其时大都在“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旧河山”的水利工地上。王太川所在的刘家水库大坝，只是冯家山水利工程的一个子工程，关中西府的岐山、宝鸡、凤翔、扶风等县的农业都将因此受益，征招而来的民工有数十万，在三百余华里的工程线上干得热火朝天。那天分派给王太川的活路是在水库以北的土壕里挖土，已经挖了大半天了，再有几镬头就能收工回营，洗去脸上的泥污，吃一顿掺了红苕疙瘩的饭食。那一年红苕大丰收，在来工地时，王太川下地起红苕，起出了一个大如狗头的红苕，这是一个好兆头，村上人为此兴奋了好一阵子。掺了红苕疙瘩的饭食还真是不赖，解饥呢！王太川这么想着时，他的镘头尖在土里崩出几点火星来，再刨，就刨出了一件青铜编钟，一件兽形车辖，还有就是一件当时还说不出名堂的青铜阳燧。
这样的发现，在王太川是兴奋的，在罗西章就很平常了——但因这件青铜阳燧当时还说不出名堂，就很不平常了。陕西考古界素有“西霸天”称号的罗西章，其时在扶风县文化馆工作，他参与了许多青铜器的发掘工作，便是在庄白村一地，就有庄白一号窖藏、庄白二号窖藏、庄白三号窖藏等数次重大发掘，哪一次发掘的青铜文物都在几十件以上，最多一次竞达一百余件。但当王太川挖出“宝贝”的消息传到罗西章的耳朵时，他还是一刻不停地赶了来，给王太川奖励了一把新镬头后，背起三件体量不是很大的青铜文物回到了县城的文化馆。
显然，富有考古工作经验的罗西章也还不能揭开阳燧的谜底，他在写作这次发掘报告的文章时，手拿那个形圆凹面中央有钮的铜器，反观正看，怎么也搞不清这是个什么物件。因为此前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器物，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罗西章在他的文章原稿上写下了“器盖”一语，但在时过八年，即1980年《考古与文物》杂志发表时，由编辑部改为“铜镜”而公布。对此，罗西章是疑惑的，他既疑惑《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的认识，也疑惑自己的认识。
在此期间，王太川已经把他获奖的那把新镬头挖成了老镘头，而且他也已从民工受到贫下中农的推荐，离开农村，到西安的交通大学深造去了。刘家沟水库工地挖宝的经历，在他的心里亦然淡得成了一个记忆。一个不比刨出个大红苕更深刻的记忆。在我后来采访王太川时，他说，真太巧了。那一年我刨出一个大红苕后不久，就又刨出了那个阳燧……不无感慨王太川把这么一个重大发现说得是这样的淡漠，这在我是意外的。
我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采访他的。我没有接他的话，只是端起热腾腾的茶抿了一口，想，巧的还有罗西章，他在1995年4月14日又挖出了一个青铜阳燧，这才使1972年10月由王太川挖出的阳燧还原了自己的真姓名。
那是一次抢救性的发掘。就在周原博物馆所在地的扶风县黄堆乡，考古人员发现编号为老堡子60号的古墓有盗掘的痕迹，他们不敢怠慢，决定要与盗墓贼抢时间。可他们还是迟了一步，挖掘中发现，在墓室东北角，盗墓贼挖了一孔直达墓底的盗洞，砸毁椁箱，盗走了几乎所有的随葬器物。便是这样，以罗西章为首的考古人员也不敢粗心，仔细地清理着墓室遗存。万幸的是，盗墓贼终究是盗墓贼，他们还缺少那么点考古专业知识，再则可以想象，干那个缺德的事，其心必是慌乱的，没有心情翻转墓葬者的骨架，给罗西章留下了那个喜出望外的青铜阳燧。
我采访了罗西章，在他法门寺的家里听他说，那个阳燧就压在墓主的右臂下面。他感慨这是墓主的贡献，墓主用他死却两千余年的尸骨保护下这个点燃华夏民族文明火光的阳燧，与此一同保护下来的还有两件精美的玉器。我受邀看了珍藏在周原博物馆的阳燧和玉器，知道两件玉器，一为雕琢精美的龙纹玉璧，一为造型漂亮的玉钺；至于那件青铜阳燧，则要比王太川从刘家沟水库工地挖出的那件朴素得多，那一件的背面有着烦琐的鳞纹装饰，而这一件却为素面。
自然是，深埋地下数千年的阳燧，出土时通体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绿绿铜锈，但从凹面锈斑的空隙可以看出，表面原来是很光洁的，没有锈蚀的地方呈现出油黑光亮的景象，这便是行话所说的“黑漆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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