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愤青》：
好了——你问我激进派或者“叛逆”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只让我觉得尴尬，觉得是种过分的恭维。这恭维过分在暗示我可以作为任何人的“榜样”，而照题中之意，单个的生命是提供不了任何范式的（而且，如果真是生活在反叛之中，那所谓“模仿”更是无从谈起）。尴尬则是在你提的那几个头衔上。说来也奇怪，这些你想要成为的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居然没有合适的字词来形容。“异见者”（dissident）太高贵，要靠实在的事迹来挣取，而不能自封；它的含义更多在于牺牲与冒险，而不单单只是反对，而且有那么多无畏的榜样在前，让这个头衔不可亵渎。“激进派”（radical）倒算是个光荣的好词——我很多时候用的就是它——但它里面带着各种对于健康的威胁，我会在之后写信与你探讨。剩下的那些——“脱缰者”、“失控的大炮”、“反叛分子”、“愤青”、“牛虻”——都微微带着些亲呢和轻巧，或许也因此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从这些词里看得出，社会和一个宽厚的家庭一样，不但包容乖张之人，甚至有些宠爱。即使像“传统破坏者”（Iconoclast）这样的词也很少是贬义的，往往暗示打破偶像作为释放精力的途径并没有什么坏处。甚至还有些冠冕堂皇的说法来褒扬这种性情，最新的一种叫作“思维不受条条框框所限”（thinkoutside the box），大概认为这也是种优点。我自己则希望我能活到从“坏小子”——我曾经的确是——变成一个“老顽固”。一旦人土，谁还管他“后世无限同情”——这个说法是E．P汤普森创制的…，在我少年时，在离经叛道上他已经是个老兵了。
当然了，冲出“条条框框”太远，迎接你的那组语汇就没有那么“包容”了；这时候的关键词成了“狂徒”、“惹麻烦的人”、“不容于社会之人”、～陵世嫉俗者”。但在这两种态度中间，我们还能找到无数自鸣得意的回忆录，把“逆流而上”或者“逆势而行”这样宽泛的词作为标题。[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描绘和他一起的那些“纽约知识分子”，曾经用过一个集体称谓叫“一群自由的思想”。]
与此同时，娱乐工业所提出的无止境要求也在剥夺我们一些其他的批判风格，或是对这些风格的鉴赏力。现在“讽刺家”或者“反讽家”这样的称谓也带着某种同情；讽刺家只是语速过人的犬儒，而所谓反讽家，要么只是讽刺家被错认了，要么指的就是那些自贬自嘲或自作聪明之人。“反讽”本是个珍贵到无可替代的词，但要是我们不加甄别，只当它等同于“泯灭一切社会准则”，那创造力可以施展的空问就所剩无几了。
不过，我们不要抱怨。一个真的会让异议者“吉祥如意”的时代是不会到来的。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总是更愿意选择安全，选择被认同。对此我们也不用觉得意外（顺便提一句，这两种欲望本身也并不可鄙）。只是，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以某种方式感到自己“与众人异”。要说这些人对整个人类有恩不算夸大其词，不管后者是否承认这份恩情。（也不要期待被感谢。一个反对派的生命艰难一些理所当然。） 我刚才差点就想用“反对派”（dissenter），只是它里面有太多宗教、宗派的涵义，否则作为定义倒很合适。“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也是同样的问题。但后面这个大概更胜一筹，因为它所表达的一点触及本质，那就是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者的关键不在于他想的是什么，而是他如何想。“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始作俑者，是当初法国那些相信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aptainA1fredreyfus）有罪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捍卫的是一个自然、和谐、有序的社会，让它不受虚无主义的荼毒，把这个词带着鄙夷用在那些他们认为腐坏的、顾影自怜的、不忠的、不健康的人身上。即使是今天，这个词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上述联想。[另外，像“托利党”、“印象派”、“主张妇女参政权的女子”（suffragette）起初都用来辱骂和嘲讽，但它们一些攻击的对象却骄傲地将它们收为己用了。]一个人要声称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还是有些尴尬，就像之前谈起“异见者”时一样，但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这个人物是种鼓舞，他那次为公正而发起的非凡运动是又一个不可磨灭的例证，告诉我们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完成怎样的事。
事实上，要为那样一位含冤者辩护，并不需要左拉动用多少知识分子的才智。首先，他可以用到小说家在处理社会背景时的法理知识和新闻手段；这样一来，他已经拥有了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光有事实还不够，那些“反德雷福斯者”的论断并不真的建立在被告是否有罪上。他们公开宣称，为了国家，最好还是不要重启案件；否则只会驱散公众对于秩序和制度的信心。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而且说到底，为一个犹太人更不值得。于是，对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的攻击，不仅称他们掌握的事实有误，更指责他们用心险恶、不爱国、没有信仰；这足以让不少小心的人避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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