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白全力创作旧题乐府和六朝风味的歌吟相反，杜甫最重大的创新是继承《诗经》、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本着缘事而发的精神，即事名篇，开出新题乐府一体。这些诗既是从诗人自身经历的情境出发，又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既吸收了汉乐府叙事诗多用对话和片断情节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又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通过高度概括的场面描写，以史诗般的大手笔展现出广阔的时代背景，将汉乐府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单一性变为多面性，充分调动歌行的跳跃性和容量大的长处，自由地抒写他对时事的感想和见解，更是他对汉乐府叙事方式的重大突破，并开创了中晚唐至宋代以新乐府写时事的优良传统。
说诗者历来以“沉郁顿挫”形容杜诗的主要特色。这四字原是杜甫的自评，“沉郁”指文思深沉蕴藉，“顿挫”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之意，因而后人以此四字来形容他的风格，便包括了深沉含蓄、忧思郁结、格律严谨、抑扬顿挫等多重内涵。杜诗格律之精严，独步千古，其中以五排与七律最见功力。其五言排律凝重典雅，篇制之巨，数量之多，在盛唐以前罕见。七言律诗则尤有新创。盛唐七律尚未脱出歌行韵味，虽风神极美，流畅超逸，而体裁未密。到杜甫手中才工整精炼，一篇之中句句合律，一句之中字字合律，而又一意贯穿，一气呵成；特别是晚年居于夔州时期，大力创作七律组诗，在典故和故事上驰骋想象，以苍凉的笔调绘出浓丽之旧梦，句法的提炼和声情的传达妙合无垠，将七律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
盛唐诗的风格大体不出清新与豪放两大类，而杜诗则除了沉郁顿挫以外，还有多种风格，或清新、或奔放、或恬淡、或华赡、或古朴、或质拙，并不总是一副面孔，一种格调。在大量抒写日常生活情趣的小诗中，他注重构思、语言等技巧的变化，为后人开出不少表现艺术的法门。他擅长移情于景、深细描写新奇的意趣，使常见之景充满活泼的生命；他的景物描写往往超出可视可听的界限，捕捉潜意识和直觉印象，表现出更深一层的内心感觉；经他提炼过的诗歌语言能微妙地传达出字面意义所不能涵盖的声情语感，无论是融化经史典故还是使用口语俗语，都是通过充分地发掘语言潜在的表现力，以显现出不同的格调。所以他不避尖新生僻，不避拗拙深险，这就冲破了盛唐以闲雅、冲淡为上的审美趣味，大大拓宽了诗歌的题材和境界，开出了中晚唐乃至宋诗各种艺术流派的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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