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与文人
“画舫笙歌顷刻过，只有菱歌，不拾人间唾。口既如簧眼似簸，几回看得兴亡破。”
这是明末世家子张岱所撰《隔浦菱歌》的上阕。经历了王朝更迭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岱这个最多只能归入“士人”阶层的纨绔子弟，才高命蹇，在劳碌半生后，表达出他生活中的寥落况味与精神世界。
依照传统社会有关四大阶层“士农工商”的论说，士一直为四民之首，与农、工、商一样，皆属“国之本”。在精神与价值观方面，“海内士人共为一家”，是个共同体，当然晚至明代万历年问，已有“纲维之务破，不顾主之孤立于上”的不良情形的批评，且已非一日。不过，严格地来说，在明清时期文献的记述中，占据着知识阶层大多数的“土人”，是尚未进阶至进士的知识人群体，与传统所谓四民之首的“士”，在意涵上存在差异。
明清士人在奋身举业仕途的道路上，有“士人立身，莫高于无求”的言说，就像在仕途中，“当官尤先于风节”，都有很高的期许。所谓“求”，无非是为求捷径或便利，而四处关说请托，一如被欲望驱使的当官者一样，缺乏节操。这在正人君子看来，绝对是不可取的。
在士人们眼中，“乡科”是进身的第一步。有了举人的资格，才有进一步攀升至进士或者转入理想的宦途的可能。但实际上，在士人生活中，“或作气势于乡里，或借居间为生活”的各种表现，都有泛滥之态。
不论是否有在乡里装气势还是为生活帮人搞关系，主流士人的生活核心，仍在举业的讲习训练。查铎指出，“今世士人，惟以词章日督其子，为青紫计，闻讲学之名，辄訾以为迂”。或者如明末清初昆山人陈瑚所讲的那样：“有明当隆、万之季，天下治平，其时之文人墨士习帖括之陈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书委诸口耳而已。”在以举业学习为正常心态或者只是利用科举为进身之途的人看来，热衷于讲学论道的活动，是迂腐的表现。毕竟当时的所谓文人墨士，身处晚明的“太平盛世”，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博取科第而使妻、子生活优渥。
曾任刑科左给事中、山西参议、广西副使等职的查铎，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是“讲学”盛行的时代，他本人也好“讲学”，所以士人生活中对于讲学的排斥与批评，他保持了不同的看法。毕竟，晚明地方上的讲学活动，已成盛行之势。对于士人的文化活动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属正常。有人认为：“今人说学，不必讲学，何可不讲？只如今士人习举业，终日诵读作文，乃场中时艺论策，何尝不是讲学论道，必称孔孟诸子而下不屑也。”讲学活动与士人举业的习学，其实并不矛盾，科考的核心内容“时艺论策”，也属一般而言的“讲学论道”的范畴。
很多人又清楚地意识到，年轻的士人好为诗文，文人气太重，必然对举业有所妨害。对普通人来说，“作诗须称地位”。所谓要有相称的“地位”，在注重科举的人士看来，就是在举业上成功并获得仕途的机会后，作诗或好为古文辞，才会被认为是当然之事，而且更显风雅。
洪武时期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赵世卿，曾指出：“士人操行，廉耻为先；国家劝惩，风节是重。”后来，乌程县南浔镇人朱国祯（1558～1632）进一步表示，“士人自束发咕哔以来”，就应懂得“以直言敢谏为贤”。他们所论的，都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品格，对此他们有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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