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墨水的下游》：
蓝墨水的下游
——为“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而作
自古以来，海洋并非我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尽管徐福探东海、郑和下西洋，这些传说与历史无人不知，中国文学的墨水里面却少海蓝。相反地，苏武牧于北海，张骞通于西域，却在诗文里留下不少白雪、黄沙。虽然如此，对海洋的向往仍是不绝的。孔子叹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庄子也夸夸海话，说什么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海运徙于南冥。
传说又一直认为，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其状如壶，又名为三壶山。真是令人神往得很，可惜谁也没有去过。不过四十年来，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倒真有人发现了三神山，名字却改成了台湾、香港、澳门。十年以前，有一些香港作家曾经幻想，或可移民澎湖。不由人不联想到谐音的“蓬壶”，蓬莱的别名。
南方，一向是我国贬官遣囚之地，从屈原、贾谊、柳宗元、韩愈到苏轼，把文人一直贬到岭南、海南。抗战期间，蔡元培、许地山、萧红，死于香港，郁达夫死于苏门答腊，更往南了。长寿的耆宿，如胡适、黎烈文、梁实秋、台静农等，后来相继逝于台湾。今日华文作家生存的空间，向南，早已遍及南洋，甚至远达纽、澳，向东、向西，更及于欧美。海外各地的杰出作家总加起来，其分量未必比大陆轻出许多。而这四十年里，文学在大陆陷入低潮或濒于停顿，也为时不短。蓝墨水的上游虽在汨罗江，但其下游却有多股出海。然则所谓中原与边缘，主流与支流，其意义也似乎应重加体认了。
希腊只是欧洲南端的一个小半岛，但其文化却成为欧洲文化的源头与主力。就这半岛而言，又有不少大诗人来自外岛，例如：史诗宗匠荷马生于凯奥斯（Chios），抒情诗名家沙浮（Sappho）长居列司波斯（Lesbos），田园诗鼻祖萧克利特斯更远在西西里。
英国孤悬欧洲西北，为一岛国，然而文学之盛不输他国，莎士比亚的影响更笼罩全欧。到了浪漫时期，拜伦对欧陆的影响也无远弗届。爱尔兰又在英国之西，其为英国之边陲，正如英国为欧洲之边陲，然而文学之盛不但可以入主英国，更进而撼及全欧：史威夫特（Johnathan Swift）、萧伯纳、王尔德、叶慈（Yeats）、乔艾斯（James Joyce）、贝凯特（Samuel Beckett）等等都是佳例；萧伯纳与王尔德甚至领袖伦敦剧界，而叶慈更入主英国诗坛。同样地，拉丁美洲承西班牙之余绪，却开拓了南半球的天地，在文学上的光芒，甚至凌驾祖国。
我们只听人说文化，而不说武化，乃因文能化人。所以文化深入而持久，但是武功不能。蒙古入主中原，但是阿鲁赤之子萨都刺却成了汉诗名家；满洲征服华夏，但是正黄旗的纳兰性德却成了汉词后秀，凄婉直追南唐二主。正说明了文化可以超越武功，凌乎政治。到了现代，新文学的名家老舍原是旗人，萧乾原是蒙古族人，但是自然而然都成为中国作家，用所谓汉语写作。若说这是出于强势文化或强势语言的压迫，恐怕是说不通的，因为孙中山、蒋介石，甚至毛泽东、邓小平的乡音，都不是普通话。
语言当初或有约定，但俗成之后就成了自然之势，沟通之门，不必也不易更改了。但是要能俗成，也必有其条件，那就是能与文字妥善结合，便于处理当代思想，新知近事，甚至已经创造了可观的文学作品：这才是真正的“强势”，而不仅靠政治力量。也正因如此，在流行粤语而英国政府不置可否的香港，绝大部分作家使用的不是粤语，而是汉语；在新加坡，闽、粤二裔的华人也是用普通话的华文写作，而非乡音。
文学的流传有赖语言，语言的使用愈普及，发展愈成熟，历史愈悠久，它所流传的文学当然也更受惠。萨都剌、纳兰性德用汉文写作，等于吸收了汉文深长的传统与表达的力量，而得以拥有今日十亿以上的“潜在读者”。这到底是汉文的“侵略”还是“被利用”，实在难说。同样地，英国虽已撤离印度，今日印度的小说大家，包括鲁西迪（Rushdie），却有不少是用英文写作，进而享誉于英语世界。爱尔兰的作家以英文写作成功，甚且入主英国文坛，乃是乘势借力，应该视为爱尔兰的扩大，而非英国的入侵。英文因发展与流通而旺盛，爱尔兰文却因长久的孤立而日局。萧伯纳与王尔德如果坚持用古老的盖尔文（Gaelic）写剧本，就算写出来了，恐怕观众与读者都会锐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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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梁实秋
他身体瘦弱，但是我知道瘦弱的身体内，曾经有如何炽热的光，照亮了苍白年代里多少幽闭孤愤的心灵。
——龙应台
（余光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真是熟到了骨头里去，作品里头处处可以看到唐诗、宋词、汉赋对其的影响，而且就像盐融化在水里一样了无痕迹，这是真正高明的继承。我们也可以在他诗里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余先生长期在美国执教，也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他诗中融入的西方文化，也像把吃食消化成营养一样，同样了无痕迹，他这种继承和借鉴是很值得我们搞文学的人学习的。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