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裔文学研究论集/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丛书》：
《贝拉罗莎暗道》的核心故事，是有关大屠杀幸存者方斯坦的叙事。它构筑了整个小说发展的基础。方斯坦是一个波兰犹太人。二战期间家人大都被纳粹杀害。他在意大利集中营被一个叫“贝拉罗莎”的秘密救援组织救出。在被救助过程中，知道了该组织是美国娱乐界大亨犹太人比利·罗斯设立。因此，很自然，当他几经辗转登上新大陆并过上幸福生活后，他想见见这位救命恩人并说声“谢谢”。于是，这个颇为人性化的朴实愿望给他带来一场场精神陷落：寄出的信被一封封原样退回。他怀揣感恩之心去比利办公室被挡驾，又寄去支票请比利把钱转给慈善事业，但支票也原张退回。一次在一家饭店看到比利。他不顾一切地隔着阻挡他的人向比利喊道“我是来告诉您，是您把我从意大利救了出来”，但比利转身面朝包厢的内墙，方斯坦则被赶到街上。
小说的重点叙事不在大屠杀本身。而是表现大屠杀之后一些相关的人面对它的态度。显然，这里面出现历史连接与断裂的纠葛：于方斯坦而言，大屠杀是一段黑云压顶的族类历史和人性灭绝的灾难，是生命中不可忘却的重。他站在种族历史的废墟上，希望在一种朴实的人性维度去感恩，表明对方付诸危险所救助的这个生命，已经真正活下来并懂得救助的人性含义，正在试图用行动（比如捐助）把这个意义的链条连接下去。因此，他是以幸存者的身份，在见证历史灾难的同时，也见证人性的不可毁灭性。感恩不仅仅意味着知恩图报，而是性命与人性经历严酷劫难之后的温暖表达，证实着阳光在心里的不曾消失。这应该属于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道德行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故事的讲述者索莱拉——方斯坦的妻子——才愤然挺身而出，不屈不挠地寻找各种机会，在丈夫“失败”的终点起步，谋求比利和丈夫见面的可能。索莱拉也是犹太人后裔，是小说的重要角色，既是方斯坦故事的讲述者（听者是他们的犹太亲戚），也是方斯坦故事的后期参与人。重要的是，无论讲述还是参与，在小说中都有浓重的人性道德判断意味。索莱拉和他们的犹太亲戚对此事的共识是：比利也是犹太后裔，和方斯坦隶属一个群体。在大屠杀历史中曾经写下光辉的一笔，说明了他的族类感情。因此没有理由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割断历史；而和方斯坦的“见面”，已不单单是一方感恩和一方接受的问题，更是族类历史和人性道德的一种延续方式。而且索莱拉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中出现如此恐怖的屠杀事件，人的尊严和生命在大屠杀中如此被糟践，谁还有权利不去正视呢？更何况是犹太人自己？正视大屠杀是人的尊严问题，人们不应该因为事件已经过去就该遗忘。正是这样的价值思考奠定了她的顽强态度，使得丈夫与比利的见面在小说中成为一个“历史记忆”的象征。
如此看重民族历史以及族类人员之间的亲近关系，是犹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犹太学者赫茨曾经说过：“任何犹太个体都是犹太群体的一个成员”。这来自他们对上帝创造的原初家庭的坚信不疑。第一个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注重的即是“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亲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努力在其中建立一种爱的道德结构（moral structure）。因此，犹太教除了对上帝的信仰，还有它较为世俗的一面。与祖先、邻里的关系也是他们在人世间建立人道结构的重要部分之一，并成为一种道德观念扎根在文化价值深处。另外是对生命的看重。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礼物，是神圣的，应该在人世间过一种道德与尊严的生活。于是生存便成为一份道德责任。这也是这个民族历尽磨难流散世界各地却依然顽强地存活下来，并出现数不胜数的杰出人物，在各个领域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这些信念因素延伸出了犹太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当希特勒处心积虑地试图灭绝这个民族时，曾经有纳粹哲学家首先在哲学上论证人道主义精神的过时性，认为那是过去时代的产物，20世纪是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哲学精神云云，作为纳粹反人类行动的哲学基础。
因此，无论是从重视族群关系而言，还是从重视生命角度而言，于犹太人都是一份大责任，这也是本小说的价值出发点。而小说中的比利·罗斯，这位做出惊人事迹的人，事实上却与犹太道德价值观念相去甚远。他在索莱拉断续的讲述中逐渐显现出的面目十分繁杂：在百老汇做过制片，投机过房地产，禁酒期间做过某黑帮生意的合伙人，还组织雇用一个写作班子专门为报纸写“闲话”专栏。私生活乱七八糟，由于性屈辱和女人有各种纠葛，为了一毛钱也会大喊大叫等。无论哪方面，“事业”还是生活，大体和犹太传统道德背道而驰。用听者“我”的说法，是一个典型的“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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