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缤纷舞者：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主体性建构》：
多年以来，电影工作者们用自己的作品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民族文化的传播，在输出电影的同时输出民族文化，既传播物质的文化，也传播非物质的文化。相应地，非物质文化也参与了民族影像的建构。
可以说，电影与其所表现的“非遗”元素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电影固然因其影像的纪实性、客观性，因其在再现现实“知觉方面”的独特优势，因其作为三维时空艺术所具有的极大的时空运动表现力，因其作为现代科技不断装备和完善的媒介系统，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变成“有形”，将活态的非物质文化凝固在胶片上，从而有效地传播、保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遗”元素也使电影在越来越趋同的全球化语境中，彰显了本土性、民族性、独特性，使民族影像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定。当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电影的面孔越来越相似，相似的故事、相似的大场面、相似的大制作、相似的电脑特技，“非遗”元素（自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使中国电影在相似的面孔中凸显了自己独特的面容，有了区别于他国电影的一些本质的特征。
作为特定民族在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积淀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特征与价值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突出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几类：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进一步地，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项。一个民族的语言、饮食、服饰、风俗、生产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等都是长时期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相应地，各民族都以自己特有的语言进行口头表述，形成自己特有的口头传统，有着自己特有的民间文学形态；又以特有的民族风格、特定的审美趣味进行艺术表演，形成富于自己特色性的民间音乐、舞蹈与美术，特定的曲艺、杂技与传统戏剧；以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举行民俗、礼仪、节庆活动。与民族性相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又有其固定的地域性，各民族特定的生活区域，该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俗等都作用于非物质文化的产生与传承。改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种元素离不开其所存活的特定地域乃至特定时空，离不开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它与特定人群的情感生存方式紧密相关。这些都给非物质文化打上了鲜明的“在域性”特征。这些“非遗”元素进入影像，电影将其表现出来，转换成一种工具化、城市化、商业化、标准化的符号系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可以流通、翻译的符号，游离了地域或时空，利用地域符号的元素进行了意义转换。这是对“在域性”的符号进行“解域化”的过程，也是“在域”与“解域”的双向互动，通过“解域”获得沟通，通过“在域”彰显特定性。在民族影像的建构过程中，“非遗”元素正是作为一种特别突出的“在域”符号（像安顺地戏、嘉善田歌、甘肃花儿乃至川剧等，都特别离不开其所赖以生存的特定地域的），成为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与特定的国族性、地域性极为亲近，从而标举了影像所具有的特定的民族身份与民族个性。
非物质文化作为根植民族土壤、凝聚民族记忆、延续民族血脉的活态文化，它是民族文化与心理结构中“最有回忆性或进一步交流意义”的那一部分，这个最具特征的“部分”帮助我们回忆、感知文化“整体”，当“非遗”元素进入电影时，从而成为民族影像的识别代码。具体说来，风俗、礼仪、民间艺术等“非遗”元素，类似一种标注式的、带入式的识别符码，作为一种独特的标注让人得以将影像的民族独特性识别出来，并将观众带入一种特定的民族氛围、叙事情境里，展开民族心理文化图式，激起观众的认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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