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剑峰，女，1963年生，文学硕士。北京联合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剧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联合大学影视教育与产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持或参与校级及以上科研课题《影像北京》《北京城市影像中的历史记忆》等20余项。独著或参著《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韩国电影导演创作论》等著作5部，主编或副主编《城市文化传播策论》《城市文化传播新论》等文集16部，发表论文《西方影片中北京城市影像的塑造与传播》等70余篇。
　　
　　李彦冰，1980年生，传播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在《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当代传播》等刊物发表文章3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摘要转载3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3篇。出版专著《政治传播视野下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政治的微传播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民族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内部生成机制与传播研究”（17BXW047）、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媒体时代政府信息传播的话语研究”（15ZHC022）、北京联合大学百杰项目“文化传播视野下首都北京城市形象塑造研究”（BPHR2017CS02）等项目。

　　北京市属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系专业的青年学者们，围绕着“城市文化传播”这一学科方向，在新时代下积极参与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参与北京“一城三带”建设。《城市文化传播新论》所录研究文章就是他们的新思考，是他们系统梳理北京历史文化资源，深入开展研究，发掘其文化内涵，评价其综合价值、历史地位以及文化传承传播等方面新成果的总结。

　　《城市文化传播新论》：
　　用长庆体诗歌来表达人物命运加亡国之悲的诗歌，最著名的莫过于明代遗民吴伟业的《圆圆曲》。而近代人物命运式“长庆体”歌行，虽然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佳作累见，但真正体现近代“长庆体”创作特色和独特风格的作品，恐怕要首推那些宫苑兴衰式的“长庆体”歌行了。王国维的《颐和园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与王闿运的《圆明园词》可以说是近代“长庆体”官苑兴衰式最具影响力的作品。钱基博评说：“七古最著者，莫如所作《圆明园词》一篇。韵律调新，风情宛然，乃学唐元稹之《连昌宫词》，不为高古，于《湘绮集》为变格。”王国维的挚友近代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道：“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2可以说这两首长庆体诗都具有重要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与其他长庆体诗歌比较，这两首诗用宏伟的宫苑兴衰来感叹家国的兴亡之情。自然比单纯地依靠个人命运情感抒发情怀更为高明，其格局和气魄要强得多得多。
　　虽然这两首都是全景叙事的官苑式长庆体诗，但具体来讲，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一样。首先，从颐和园和圆明园本身来说。两座都是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毁，颐和园仍在。所以《圆明园词》更像是以景抒情，以圆明园的建成象征清帝国的强盛，到后来圆明园的毁灭标志清王朝的衰落，感叹出国家兴亡交替的悲伤。而颐和园因为没有被毁灭，所以在诗中并没有像《圆明园词》中董监这样的角色充当旁白来讲述故事，也没太多的哀叹在诗句中。最终的落脚点因为“圣主”的驾崩而使王朝覆灭，可怜的只是皇室成员。
　　其次，从诗的写作手法来说。《圆明园词》是采取先扬后抑的写作手法，用一半的篇幅来叙述圆明园建造以及帝王在那里行乐的场面，而后笔锋一转写出圆明园被劫略、被烧毁，有种盛极必衰的意味。而《颐和园词》的写作手法却是先抑后扬再抑。在国破家亡之际，慈禧太后排众而出剿灭了捻军，使国家重新恢复兴盛的局面，继而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并肆意玩乐。而后更是以慈禧太后本人的口吻叙述，“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这样自豪骄傲的语气，几乎是慈禧太后的真实写照。随后“两宫一旦同绵慑，天柱偏先地维折”就已经确定悲剧性的结局了。
　　最后，从两首诗对清朝衰亡原因的解释进行比较。人才的凋零和钱财的浪费是王闿运认为清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圆明园词》中写道“诏选三臣出视师”中提到的胜保、袁甲三和曾国藩外，没有可以用得上的大臣。清廷人才的匮乏是王闿运认为清王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诗中还用“鸳文龙爪新还故，总饶结彩大宫门”的诗句来讽谏同治大婚花费超过两千万，与重修圆明园相去无多。皇室的奢侈浪费令财政枯竭，也是致使清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在《颐和园词》中，国家的危难早在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之时便已解决。之所以国家会衰亡，主要原因是太后的驾鹤西去和袁世凯的背叛。“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时顾命臣”，从这句就可以看出王国维对袁世凯的怨念。这有些个人崇拜的因素在里边。
　　《颐和园词》和《圆明园词》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不同，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时代背景不同。王阊运写《圆明园词》的时候是在“同治十四年”，正是王朝“中兴”之时，但清政府面对的危机依然严峻：人才凋零与皇室奢靡无度。在王闿运看来，曾国藩虽然能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但并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所以人才的稀缺依旧是清政府的重大问题。而他本人作为一名诗人的感伤和史家的好奇是去探究“废宫”那不曾目睹的美好往昔和破败如斯的当时境况。而王国维写《颐和园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覆灭，没有了报效的目标，再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无济于事，可谓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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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文化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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