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挣扎：嘉庆朝政治与漕运治理研究》：
嘉庆对程国仁所奏甚是赞同，认为“所言是极”，并进一步肯定了漕弊之根源是因为“旗丁勒索帮费每岁递增，几于无所限制，而究其需费之故，全在各衙门陋规不裁”。而对于程国仁所提出的各条建议，嘉庆均无异议，“着将该御史条奏各款交有漕运总督抚、漕运总督、仓场侍郎分别查照，妥议办理，不得视为具文，致不肖旗丁有所借口”。
十一月初一日，兵科给事中史祐针对马履泰揭露的弊端提出了几条“查禁之方”，主要也是从革除陋规人手，减少漕运过程中不必要的环节和人员。他建议朝廷：为了避免被勒索克扣，所有旗丁运费应请即由州县扣解，就近封贴印花，按船给领；应缴纳给厅仓的茶果等银，即在旗丁本地所领银两之内由粮道库扣发，同经费银两一并解交通济库，以省交领之繁。其三升八合余米收买价银，向由通济库给发，应请旗丁缴纳余米之后即知照本省，由州县应解轻赍银内扣留，照数给领；各种委派的催僣漕委太多，徒滋扰累，无益办公，应请大加裁省；漕运总督、巡漕御史及各粮道所带书役应该确定一个额数，不得多派。总漕随船所带各弁闻多至数十人，亦应请裁减。另外，各督抚大员随身不必要的杂役也应裁革；旗丁到通交完米石后，仓收回照书吏经常压阁，请设定一个限期，如果违背了，由坐粮厅咨送巡漕御史按帮传领，如或迟延，即行参办；通州巡漕御史有稽查坐粮厅之责，不得仍用坐粮厅书吏，应从通州水道衙门委派，以严防范；漕粮运京后，规定在大通桥抽查样斛，车户可能虚报挚欠，挟制经纪。应请分派一人立即驻扎大通桥，每日率同监督监视掣斛，使车户不能讹索经纪，则经纪可不讹索旗丁。史祐的着眼点也是革除各种陋规，但革除陋规的对象要比程国仁更细，更具有针对性。虽然规定越细，可操作性越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受到的限制也会越多，灵活性也越差，在具体的实际情况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障碍。
三天后，江西道监察御史汪彦博从“民情不可不察，丁力不可不恤，官廉不可不养”三个方面提出解决积弊的方法：收漕兑运宜专责成。漕粮未兑以前，责在州县，既兑以后，责在弁丁。根据监兑官、巡抚、运官、漕运总督、粮道、押领等官各自的责任和主管阶段划清界限，分别考成；恤丁不在时时议增帮贴。应请旨将运丁应领行月折色并运费等项银钱，改交兑米州县临时按数发给运丁收领，无庸解交道库，其有藩库具领之项亦照此办理。应请饬谕各省，凡粮艘经过的地方有无赖棍徒率领纤夫敲诈勒索，并有兵役从中勾串取利，令该地方官一体出示查禁；外省各属养廉应禁止摊扣，并不得有捐廉名目；积弊应去其太甚。至各省收漕从前原不能无升合之浮，以防折耗，亦不致重为民困，各州县如果按照四五年间收漕成法，所交之米务取干圆洁净，则包揽等弊不禁自绝。
虽然大臣们提出了一些办法，但关键是“凡有关漕政者事事实力奉行，妥为经理必有成效。若奉到谕旨只视为通行案件虚应故事，则言官虽罗列万言有何裨补，此臣前疏中所谓慎重封圻责以实效，不可徒托空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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