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晓，1947年生，籍贯湖南长沙，中学高级教师。1965年考入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之初曾抽调从事文学创作，后长期在教育部门工作，在中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参与创作或编著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雨后青山》（创作组执笔人之一）、报告文学《三陇新画》、散文游记《仙境桂林》、中学校本教材《天地赤子》等。

本书是以中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国学普及读物，全书以讲座形式分专题对国学主要门类作了概述，并结合时代要求及中学教育的特点，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时代的意义。全书内容涉及文史哲等方面，既与中学教育的课程内容有联系，又能扩展同学们的阅读视野和理解深度。作者在长期的国学教学实践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学生实际相结合，使国学真正成为学生人文修养和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帮助大批学子树立了文化自信。本书适合作为中学生课外阅读用书，也适合用作中学教师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参书。

饶晓老师有深厚的国学底蕴，又有丰富的国学教育实践经验。他编著的《国学与闻》，我认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张葆全

第五讲 人之所需即为儒

——浅说儒家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后世人的慨叹。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 年，死于公元前479 年。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追溯起来是商代名臣微子族裔。孔子曾祖那一辈，避宋乱来到鲁国。鲁国是周室的封国，保存着比较多周王朝的典章制度。所以，孔子一出生就受到商、周两种文化交合的影响。孔家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叔梁纥只是个邑宰的小官，以勇力闻名。孔父近老年时娶颜氏女而生孔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孔子小时候是颇为穷苦的，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15 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孔子于是自食其力，独撑门户。他放过牛，干过农活，做过仓库保管员，做过会计，大概也做过给人家办丧事的司仪或吹鼓手。这使他有了社会底层的生活体验。

孔子是个天资聪颖的人，但他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母亲去世，他成了孤儿，反倒更激起他自学成才的愿望。他向每一个有长处的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古书记载孔子请教过的有苌弘、师襄、郯子、老聃四人。孔子分别向他们求教乐、琴、史、礼方面的学问。孔子随时随地学习，“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孔子自己总结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由于勤奋好学，孔子在还很

年轻的时候就成了闻名乡里的学问家，时人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赞

叹孔子的学问博大精深，不能以某一方面的专长来评说他。孔子颇为幽默，听到后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意思是说，我该擅长什么好呢？擅长驾车好呢？还是擅长射箭好呢？我还是选驾车吧。

孔子为什么选择擅长驾车呢？驾车就是掌控方向，走正道，勿使倾覆。孔子生于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乱世，他的理想就是把持住社会的前进方向，不要让这个世道沦落败坏下去。

第十讲 史家绝唱，无韵离骚

——认识《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公元前145年生于一史官世家。祖上曾是周王朝太史，父亲司马谈为汉朝太史令。因家学渊源，司马迁从小耳濡目染，博学多闻。十岁时随父亲入京，师从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和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春秋》和《尚书》，这一切使他具备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功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20岁时，他走出书斋，开始一次万里长途漫游，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亲自考察了众多历史名胜和古迹，走访了无数古圣先贤的故里，也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激起对这片山河大地的无限热爱。漫游归来，司马迁开始踏上仕途，做了一个平时保卫皇宫，有事陪同皇帝出巡的郎中。这也让他有机会参与许多重大国事活动，增长见识。35 岁时，他再度出游，到了祖国西南一带，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元封元年，汉武帝仿古制率大队人马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父亲司马谈途中病倒，临终前对司马迁嘱托说：“我家世代为史官，我久有著作史论的愿望和准备，我死后，你必会继任太史令，一定不要忘了我的遗愿。”三年后，司马迁果然被任命为太史令，司马迁这时正值壮年，便积极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广泛收集古籍遗文，调查核对传闻轶事，随后便开始著述《太史公书》。

就在司马迁热情高涨地投入《太史公书》创作的时候，一桩飞来横祸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 年），汉武帝派亲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兵征讨匈奴，将军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率五千人与匈奴三万人马遭遇，几番血战之后，匈奴又调八万精兵合围李陵所部。李陵“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直至“兵尽矢穷，人无尺铁”（《李陵答苏武书》），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陵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同上）的考虑最终投降。此事传到汉庭，满朝文武只骂李陵，无人认真评析战事。司马迁挺身而出，为李陵辩解，认为李陵是在绝境之下不得已的权宜做法，定无本心，此役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作为主帅，指挥失当，驰援不力，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这番言论得罪了汉武帝，司马迁被当作李陵同党而下狱。不久，朝廷调查李陵投敌一事的人，错把一个叫李绪的投敌将军当成了李陵，由此坐实了李陵叛投的罪名。这下，不但李陵被族灭，司马迁也受牵连而被重罚。他被施以“宫刑”，这是一种剥夺人格的奇耻大辱。司马迁蒙此深冤，受此巨辱，真是痛不欲生！可是每当寻死之念冒出的时候，他那不甘不愿的愤激之情又强烈地升起；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太不值！他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的耳边又响起父亲的嘱托，眼前又出现许多在困厄处境下发奋作为的先辈的身影。他从个人深重的悲愤中走了出来，决定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不为偷生，只为要完成冥冥中落在肩头的使命，用更宏大的事业来证明正义的存在！历史将为正义而书写！

太始元年（前96 年），遭受四年牢狱之灾的司马迁终于出狱，这位经过炼狱煎熬的人，被任命为中书令。从此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发愤著述，全身心地投入到《太史公书》的创作之中。从受命为太史令算起，前后经过十六年的艰苦努力，征和二年（前91 年），《太史公书》终于完成，司马迁用生命完成了肩负的使命。他少年博学，束冠远游，无非是为修史做准备，及至获罪受刑而苟且尘世的唯一理由，就是修史的“私心有所不尽”。他拼尽心血才智，决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司马迁终于做到了！这时，司马迁在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中，讲出了自己忍辱苟活的原因和深广的忧愤：“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万千屈辱，一吐为快！此后，这位历史奇人便悄然消失，不久仙逝！

第十二讲 文化传承，你我有责

——代结束语

我们的古人深知诗的教化功能之强大，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让诗的教化功能发挥到最大化。第一个手段就是主张学诗。诗是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所有学习者的主要功课。蒙学教材基本就是诗的形式，像《三字经》《百家姓》都是朗朗上口的。作诗的基本技能——对韵，那是蒙童从小就要学的。考试也普遍以能否作诗、诗作得好不好为标准。常有“七岁能诗”便誉为神童的故事。至于以诗赋开科的科举考试，那也是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所以张籍才有“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诗句出来。诗人的地位是很高的，诗人便是才学之士，便是出仕的基本对象。唐代诗人顾况做了政府官员，深知官场不好混，但是看到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之后，便说白乐天要居长安也是“易”的。诗学得好，不单说明文采好，还说明悟性高，知识面广，综合能力强。因为要写出好诗，不单是一个技巧问题，所谓“功夫在诗外”，要有生活的历练和思想的积淀。

我们现在学校很少教学生作诗，高考作文也特别注明“不能用诗歌形式”，不知是把诗视为雕虫小技还是以为太过高深。不能小看了诗，写好诗不容易，读懂诗也不容易，诗的凝练和含蓄，让我们的思维空间变得更大。举个例子：朱熹有一首写春光的名诗《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确实把春天的景致描摹得生动鲜明之极，而且对春天生机勃勃的感悟也很给人启发。然而，仅此而已吗？仔细品味此诗的人就会发现，更有一层深意在内。“泗水”之滨在哪？山东。查朱熹年表，他一生并未到过山东，而且当时山东是在金人统治下，他怎么能跑到山东去踏春呢？原来，泗水的西南是孔子故里曲阜，南面是孟子故里邹县，朱熹这是一次精神上的踏春，他所欣赏到的是儒家思想的大美风光呀！诗真的需要品，特别是宋人的诗许多都是颇含深意的。学诗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教化过程。

序（张葆全）

第一讲　数仞宫墙君知否——国学摭谈

第二讲　中华文化之根——话说汉字

第三讲　弥纶天地智慧书——粗识《易经》

第四讲　礼乐相承塑中华——谈礼乐与修身

第五讲　人之所需即为儒——浅说儒家

第六讲  自然而然即为道——走近道家

第七讲  天理昭昭在人心——聊聊“理学”

第八讲  天人相应，透悟人生——中华医学与《黄帝内经》

第九讲  诗教绵延，性存风雅——歌咏《诗经》

第十讲  史家绝唱，无韵离骚——认识《史记》

第十一讲  诗到唐人叹观止——品味唐诗

第十二讲  万千风情在宋词——宋词略观

第十三讲  文化传承，你我有责——代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