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船山学的接受与传播（1840-1949）》：
民国中期船山哲学接受的价值和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现代哲学史与学术思想史的关注。与民国前期仅有梁启超的学术史观照相比，民国中期王夫之学术史、哲学史的关注程度明显提升。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钟泰的《中国哲学史》、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等均对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予以关注。王夫之首次在哲学史的叙述中占据突出位置，如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专辟一章来讲述王夫之，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则在具体论述中给予王夫之最高的关注和评价。其二，船山哲学研究专著的出现。如王永祥《船山学谱》、嵇文甫《船山哲学》、张西堂《王船山学谱》等专著对王夫之的思想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其三，对船山哲学的吸收与转化。熊十力吸收王夫之的相关思想并融汇阳明学、佛学形成新唯识论的体系，其基本观念与王夫之一脉相承。张岱年吸收王夫之的相关思想，并融汇唯物辩证法、新实在论，形成新唯物论（新气学）的哲学体系。毛泽东融汇王夫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形成实践哲学。其四，对船山哲学的系统分析。李石岑首次从体用视域对王夫之的哲学进行深入的分析。张岱年从系统的范畴、问题角度对王夫之哲学进行阐释。对王夫之的辩证法、认识论、人生论有深入的分析，尤其是人生论方面，解析成各种问题分类叙述。王永祥对王夫之的宇宙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认识论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总结出王夫之气化日新的几条原则，对心性修养和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张西堂对船山思想学术进行了全面地研究，对船山哲学的探讨也比较全面深入，尤其是对王夫之心性论、修为论的探讨较为细腻，并对王夫之的思想渊源予以揭示。钱穆对王夫之的哲学各方面进行了简要地探讨，注意在明清思想史视域中，揭示其与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戴震、焦循等的区别与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张岱年首次将王夫之与张载构建为宋明理学三系之一，并将这一派视为气学、事学或践形派，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五，对船山哲学的复合性有相当的认识。李石岑、张岱年、嵇文甫既揭示出王夫之思想的现代性，也指出其遗憾和不足。李石岑、嵇文甫在认识到王夫之唯物性的同时，也有重心的倾向。嵇文甫认识到王夫之思想的解放性与正统性的并存，张岱年对王夫之未能以器为中心展开充分的哲学论述表示遗憾。其六，对王夫之历史哲学的开拓性研究。虽然晚清士人对王夫之的史论、史学颇感兴趣，梁启超对王夫之的史学予以较高评价，章太炎触及王夫之的史学方法，但并未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民国中期的王永祥、嵇文甫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加以探讨，王永祥关注了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对文质问题进行探讨。嵇文甫则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进行系统探讨，不仅有理势、常变、理几等理论问题的探讨，还结合古今因革、华夷文野等具体的历史问题予以剖析。将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定位为新天理史观，指出其价值与不足，并最早将其与黑格尔进行比较研究。其七，对王夫之与宋明理学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刻而辩证。民国中期的船山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注意到了王夫之与程朱理学的差异甚至对立，而注意王夫之与张载的思想契合。张载在王夫之的思想渊源中，并不作为程朱理学的附庸而存在，而是独立于程朱理学的另一思想力量。张西堂、嵇文甫等学者均认识到王夫之与陆王心学表面差异下的内在关联。
张西堂代表了民国中期人文视域船山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可惜并未发生太大的学术影响，而熊十力代表民国中期人文主义视域中船山哲学转化的最高成就。相对而言，民国中期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船山哲学成果更为丰硕，且影响更大。张岱年、嵇文甫、王永祥的船山哲学研究具有范式意义，而毛泽东、张岱年在船山哲学的转化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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