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书海：王子野文选/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丛书（三）》：
周谷城先生不同意我去年发表在《文艺报》四月号上批评他的艺术观点的文章，提出了答辩（见去年《文艺报》七八月号合刊）。本来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是件好事情，可惜周先生的答辩除了一再指责别人没有看懂他的文章而不厌其烦地把自以为“明白具体的”原文一段一段抄引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据。如果说他的答辩也增加了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增加了错误。周先生和别人辩论时也惯于使用这种手法。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你周先生的文章是那么“明白具体”，为什么不止我一个人看不懂，看不清楚呢？就这一点难道不值得你反躬自问一下吗？不怪自己脸上有污点，反而埋怨镜子不干净，难道这是认真讨论问题的态度吗？
读了周先生的答辩之后，我觉得原先对他的批评一点也不需要改变。周先生答辩中所涉及的问题很多，暂且不作一一答复，本文只就艺术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再发表点意见，和周先生继续讨论。
我上次的文章中不同意周先生把艺术实践的特点归结为“使情成体”，更不同意他把感情看作艺术的源泉。
周先生的答辩说：“我们可以说艺术源泉是生活，但不能说生活就是艺术源泉。”何以见得？周先生说：“这道理太简单了，正如我们可以说人是动物，但不能说动物就是人。”玩弄形式逻辑的把戏的确是太简单了，可是玩得不对头，反而露出了破绽。首先应当指出，在这里周先生玩了一个花招，他把艺术的源泉前面的限定词“唯一的”勾掉了。照我们看，说“艺术的唯一的源泉”是“生活”和说“生活”是“艺术的唯一的源泉”是半斤等于八两。这里没有什么奥妙，因为这是同关系的概念，主宾词是可以换位的。一个开口闭口讲逻辑的人，怎么连这点常识都忘记了一？
周先生硬说“艺术的唯一的源泉”和“生活”是两个不同关系的概念，而且又拿“人是动物”不能换位成“动物就是人”来作证，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人并不是“唯一的”动物，所以“人”和“动物”是不同关系的概念，主宾不能换位。把两种不同的关系混同起来，这是偷换概念的把戏，是诡辩论。
何况说“生活是艺术的唯一的源泉”是有根据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清清楚楚，他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从这段话得出“生活是艺术的唯一的源泉”的命题，请问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只能说“艺术的唯一源泉是生活”，而不能说“生活是艺术的唯一的源泉”呢？
周先生还是不服气，接着说：“如果说生活就是艺术源泉，那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云云，还有什么意思？”这种诡辩，显然是对毛主席著作的故意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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