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1937年生，辽宁营口人。南开大学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等职。治学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宗教文化两个领域，著有《柳宗元传论》、《佛教与中国文学》、《道教与唐代文学》、《中国佛教文化史》、《禅宗十万讲》等；译作有《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代表有唐一代思想学术成就的杰出人物之一。孙昌武先生所著《柳宗元传论》，30万字，在1982年初版的基础上，详核引文，认真修订，作为“孙昌武文集”丛书之一种，中华书局于2017年再版发行。本书在简单介绍柳宗元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以年代为序，详细论述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游历轨迹、主要思想主张及其在文学上的创作和贡献。

第三章  创作“褒贬讽谕”之文

一

柳宗元走入社会的贞元中年，正是唐代文坛上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即新兴的“古文”与流行的骈文激烈搏斗并不断扩大自己阵地的时期。当时，自东汉形成、大盛于六朝的骈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例如韩愈在谈到社会上一般人对自己写作“古文”的反应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与冯宿论文书》，《韩昌黎全集》卷十七）从这种反应，可以看出文坛的一般风气。直到元和四年，柳宗元还说当时“后生为文……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与杨京兆凭书》）。而陆机、潘岳两人，正是骈文的名家。但另一方面，到这个时期，“古文”创作的理论与实践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已取得了大量的正、反面的经验，为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准备了条件。

改革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要形成一个“运动”，起码得有三个条件。一要有明确的、有号召力的理论纲领；二要有创作实践上的成绩；三要有群众，形成风靡文坛的声势。后代研究者们追溯“古文”的滥觞，有的从北周的苏绰讲起（见《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有的归之于隋末唐初的姚察（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更有人强调李华、萧颖士诸人的成就。但如按上述三条来衡量，在韩、柳以前人们所取得的成果就很有限了，而韩愈的贡献则显得非常突出。他在贞元九年写《争臣论》，又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十一年三上宰相书里，明确表示了反对“绣绘雕琢之文”的态度，到贞元十六七年写《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系统地阐述了“古文”创作理论，从而为“古文运动”拟定了一套纲领。他自己的创作，就是这套纲领的卓越的实践，他以杰出的才华写出了在内容、形式各方面都远远优越于“俗下文字”的新体“古文”。而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白居易等一批“古文”家，“古文”不但被运用于论事书疏、应时记序，而且广泛使用于碑志传状以至出现于朝廷制诰之中。这样，有理论、有实践、有群众，“古文运动”才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柳宗元学文章，开始是写骈体文字的。他本来有志于在政治上谋出路，而在当时，科举考试写作律赋、对答策问，做官以后写奏牍制命、交际应酬，都要应用骈文。所以，掌握骈文技巧是应举觅官的基本功。现存集中的《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可能就是他早年的一篇骈体习作。他中举以后写的文章，仍多有他后来批评的那种“柔筋脆骨”、“骈四俪六”之作。例如贞元十二年秋旱，德宗李适先后到长安城南终南山和太白山祈雨，京兆尹韩皋命盩厔令裴均主持缮修庙宇。裴均是柳宗元的二姐夫裴瑾的堂兄弟，可能是应他的请托，柳宗元写了《终南山祠堂记》和《太白山祠堂记》两文。这两篇文章，内容是流行的颂谀和宣扬迷信之词，形式则浮华雕琢，格调卑弱。他这个时期写的一些应酬文字，如《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送豆卢膺秀才南游诗序》等等，思想也都很浅薄，且未脱骈文体制。这表明他当时在文体上仍然趋附时风。当然也应当承认，他的骈文中也不是没有较好的作品，他对骈文的素养更不是在“古文”创作中绝无益处，例如他的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有骈散间行的特点。但是，他如果不能摆脱骈文的形式主义的羁束，也就离开了当时散文发展的总潮流，在创作上也就不会取得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些巨大成绩。

柳宗元转而习“古文”，当然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韩愈是他的朋友，对他影响很大，自不必说。此外如梁肃，是柳镇的朋友，贞元初正活跃于长安文坛，并热心提倡“古文”。贞元八年陆贽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梁肃协助阅卷，韩愈、崔群等即在这一科及第。科举评文对于文坛后进有某种指导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柳镇的知交中，还另有些善“古文”的人。如柳并，是他的族兄弟，本是“古文运动”前驱萧颖士的高足；又如权德舆，柳宗元曾以后辈身份趋赴门下，也热心提倡“古文”。著名的《春秋》学者赵匡，也曾就学于萧颖士。如此等等，都会对柳宗元的写作方向产生一定作用。但是，决定柳宗元的创作道路的，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他在参与政治斗争、接触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认识到那种“务辞采，夸声音”的“无用之文”，是不能有效地表达“辅时及物”的现实内容的。这是他写作“古文”的生活基础。因此，如果拿柳宗元与韩愈相比，他在提倡指导“古文”的理论上不如韩愈那样明确、系统，在建设新文体的实践上也不如韩愈表现出那么坚定的独抗流俗、力挽颓势的魄力，但他却能把文体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从现实斗争的实际要求出发来解决文体问题。韩愈标榜好“古道”而为“古文”，柳宗元却注重以文字“褒贬讽谕”，施之世用。这就表现了柳宗元理论上的优点。这一点对他后来创作的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通过他这个时期的几篇文章，来看看他是怎样论述这种观点的。

约在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的朋友独孤宓应当时的邠宁节度使杨朝晟之召，去杨的幕府掌书记，柳宗元写了一篇《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其中说：

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积兵备虞，县道告劳。内匱中府太仓之蓄，仅而获餍。投石而贾勇者，思所以奋力。论者以为天子且复河堧故疆，拓达西戎，而罢诸侯之兵。则曳裾戎幕之下，专弄文墨，为壮夫捧腹，甚未可也。

唐代中叶以后，许多地方上的藩帅网罗文士，以为己助；而一些在朝廷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进士及第而未得官职的，应征召到地方军府中供职。这对朝廷来说，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柳宗元对这方面的情形是有所了解的。而独孤宓所去的邠宁镇正是他的旧游之地。所以他对友人提出希望：到军府后不要专门去写那种玩弄文墨、受人讥嘲的无补于实际的文章，而要为抵御吐蕃内侵、安定西北边疆做些有益的工作。接着他又说：

吾子历览古今之变，而通其得失。是将植密画于借箸之宴，发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威命，然后谈笑樽俎，赋从军之乐，移书飞文谕告西土劫胁之伍，俾其箪食壶浆，犒迎王师，在吾子而已。往慎辞令，使《谕蜀》之书，《燕然》之文，炳列于汉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琐琐者，恶足置齿牙间而荣吾子哉！

在这里，他首先要求作者要通达古今，了解实际，参加实际政治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写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即如司马相如《谕巴蜀檄》、班固《燕然山铭》以及王粲《从军行》那样的诗文。从他所举的这几个例子看，他当时把作品的内容与社会作用和实际政治斗争的关系理解得还过于直接和狭小，但这却已清楚地表明他从现实斗争的要求出发，反对那种“专弄文墨”的形式主义的倾向，希望诗文起到实际的政治作用。

接着，他又写了《送严公贶下第归兴元觐省诗序》。严公贶是镇帅之子，科举落第，返里探亲，一般写赠别序文，不外说些鼓励慰勉的话，而柳宗元却发了这样一段议论：

若子者，生而有黼缋粱肉之美，不知耕农之勤劳，物役之艰难。趋其庭，有魏绛之金石焉；候其门，有亚夫之棨戟焉。中人处之，不能无傲。而子之伯仲，皆脱略贵美，服勤儒素，退托于布衣韦带之任，如少习然。故继登上科，以及于子。是可举严氏之教，诵乎他门，使有矜式也。

这里表面上是称赞严氏家教和公贶的道德修养，实际也透露了作者对于创作问题的看法，表明他对贵族子弟的膏粱生活是否定的，要求读书人“退托于布衣韦带之任”，了解“耕农之勤劳，物役之艰难”。他称赞严公贶鄙弃官僚贵族的特权地位和豪华生活，而甘居于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的一般知识分子之列。他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说过意思相似的话：

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以吁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剷剷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今有吕氏子名让，生而食肉，厌粱稻，欺纨縠，幼专靖，不好游，不践郊牧坰野，不目小民农夫耕筑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独粹然怜天下之穷甿。坐而言，未尝不至焉。……

接下来写到吕让之所以能如此，是“积于中，得于诚”，当然也是一种不符实际的夸饰之词。因为任何一个人要产生“怜天下之穷甿”的感情，都得耳闻或目睹他们的苦难和呼声。然而这段话的意义主要不在突出吕让品格的不同凡响，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作者的一个看法：自古以来的“豪贤士”，包括优秀的作家在内，必须亲经患难，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培养起对于人民的深刻同情。这就从侧面强调了作家与人民、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柳宗元在长安的后一时期，已蜚声文坛，有许多青年人登门求教。这些人多是为准备科举而向他学文，学的主要是骈文。有一位名叫沈起的青年，柳宗元曾在友人处读过他的《咏怀》诗五篇，“拊掌惬心，吟玩为娱”。后来他给柳宗元写信，并献诗五十首，信中阐扬了“风赋比兴之旨”，柳宗元在《答贡士沈起书》中说：

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

这就更明确地反映了他反对单纯追求藻饰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态度。当时人所谓“风赋比兴之旨”和“兴寄之作”，起码有着三个方面的含意：一是文章要有所寄托，即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二是要利用比兴的、形象化的表现方法；三是要起到讽喻的社会作用。柳宗元提出“兴寄”，与当年陈子昂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陈子昂集》卷一，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排印本）在精神上是相一致的。陈子昂利用古代的“兴寄”传统进行诗体的改革，柳宗元的“兴寄之作”更包括文章。柳宗元在信的最后还论及文章的“古今相变之道，质文相生之本，高下丰约之所自，长短小大之所出”，表明他已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古今变革，要求艺术形式与内容相适应和形式上的多样性。不过他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具体展开来论述。

比较全面地反映柳宗元这一时期的文学观点的，是他的《杨评事文集后序》。评事指杨凌，字恭履，是柳宗元的妻叔。在“三杨”中，他的文才最为杰出，柳宗元称他“最善文”（《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他因病早卒，柳宗元奉岳父杨凭之命，编定文集，写了这篇后序。它的前半部分，提出了对于“文”的作用、特征和源流的较系统的看法：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

在这段论述中，他依据当时“古文”家的共同的“尊经”的文学观，阐述了自己对于“文”的一些独特的见解。

第一章 生长在积衰动乱时代
第二章 树立“辅时及物”之志
第三章 创作“褒贬讽谕”之文
第四章 宣扬“大中之道”
第五章 参加“永贞革新”
第六章 拘囚十年待罪南荒
第七章 倡导“古文运动”
第八章 坚持理论斗争
第九章 崇信佛教“统合儒释”
第十章 终生沦落遗惠一方
第十一章 光辉的文学业绩
第十二章 柳宗元评价问题
1982年版后记
附录
参考书目
1949年以来柳宗元研究重要论文目录
当代日本研究柳宗元文献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