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博士，教授。

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曾当选福建省文联委员、省作协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出版有散文特写集《青春剪影》《大竹岚啊大竹岚》《芳草遍地》《新苗芳草绿荫与大竹岚》，译作有《小木头人历险记》等。

1994年、1995年先后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纪实文学《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其英文版The Last 1208 Days and Nights被列为中国送国际书展重点书目。

　　本书通过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的讲述，回顾了在香港回归前夕，他参与中英谈判的历历往事：从1994年3月11日陈佐洱奉命从北京赴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到1997年6月30日，在这1208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他先后担任了中方14个专家小组组长，主谈了包括防务与治安交接、财政预算案编制、政府资产和档案移交、终审法院筹建、特区居民身份认定和护照签发等一系列议题。本书回顾了香港回归前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谈判细节，并且收录了20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与简报材料，可读性与史料性都极强。

读完了您的大作，感慨万千。你以生动的笔墨和*手的资料刻画了那个我们共同战斗过的惊心动魄的年代。它是一部优秀的、可读性和史料性都很强的报告文学。

——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鲁平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深为已经成为历史的香港回归过渡期的风云激荡而心潮激荡，并为曾经的同事们的高手过招而拍手点赞。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张晓明

陈佐洱主任是“九七回归”的亲历者。《交接香港》以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故事，从一些侧面生动再现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为现实的历史时刻，让我仿佛又回到了有幸在港参与回归大业的激情岁月。相信读者可以从中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洗刷民族百年耻辱的渴望与自豪，更加深刻地体悟中国共产党“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的信心、胸怀和智慧。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  王志民

储藏室里达成默契

1997年6月20日，双方继续开会，上午仍未取得突破。时间不允许再在原地踏步了，中方专家组边吃午饭边开内部碰头会，决定下午改换战术，化被动为主动，用强硬姿态打造一个互求局面，打消英方不切实际的幻想。

下午会议开始后，中方专家、总参谋部驻军办副主任周振远大校首先 “发炮”：请问，7月1日零时以后，搭乘英军官兵的兵舰、飞机将如何离开中国的领海、领空？如果没有中方合作，贵国为“体面撤退” 所做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可以想象的例子很多，例如7月1日零时以后，刚上岗的香港特区边检部门可以不给予便利安排，而是非常认真、严格地对每一位英国官兵包括他们携带的行李、武器都进行“排队例行检查”；又例如，搭载着贵国查尔斯王子和末代港督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和“漆咸号”兵舰将不得不按中国军方的指示，把所有舰面的武器都套上炮衣、枪衣，才能驶离中国香港领海，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那将会是怎样的场面？……周大校在发言结尾时说：“我真心希望中英双方实现互惠互利，而不是两败俱伤！”

周大校说的是大实话，因为一旦上述描述成为现实，不仅对于英方是可怕的，对于中方也将是沉重的，等于向全世界表明，多年来的外交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国际争端的范例都将功亏一篑。

包雅伦生气或激动的时候，脸会涨得通红，但他相当有外交风度，从来不会在谈判现场发火或拍桌子。他沉吟了一会儿，始终没有做直接回应。

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一个下午。在走廊朦胧的灯光下不欢而散的时候，我和包雅伦不约而同地走在了代表团的最后。我猜想，此刻我俩的第六感觉一致，犹如《诗经·小雅·正月》所描写的：“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在肩负两个国家的重任、“局天蹐地”之中走到楼梯口时，互相对视了一下，收住脚步。

“我们两个人再谈谈吧？”包雅伦轻声用英语试探地问道。

我点点头。我俩就又向回走，看到谈判大厅里工作人员正在收拾桌上的文具、茶杯、话筒什么的，我们就没往里走，却发现旁边有一个空着的小房间，两人就进去了。这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三四平方米大小，有一张条凳。我俩把门虚掩，同坐在条凳上，没有灯光，没有译员，谁也看不清谁的面容，但彼此却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和气息，当然，更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

包雅伦直截了当问我，中方还能做哪些松动？

由于每天都和北京保持频繁联络，我胸有成竹，略加思索后回答，为争取英方的合作，中方可以再做出两个重要让步：第一，可以放弃开进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港岛的英军总部和港岛南的赤柱军营一定要进。第二，可以再调减些先头部队的人数。最后，我用很诚恳、很严肃的语气说：“前提是英方也必须持灵活态度！”

我听见包雅伦吐了口气，拖长声调“嗯哼——”了一声。我相信，中方的两个松动能够为僵持中的谈判带来亮光。

我们默默无声地进来，此刻又默默无声地分开，进来时心情沉重，出去时心里却有了光明。我们各自应该都知道，还有戏。

不出所料，21日的会情骤变，双方迅速就军营问题达成一致，先头部队开进石岗、昂船洲、威尔斯亲王大厦英军总部和赤柱军营。

先头部队为什么是509人

在先头部队人数问题上，经过几番磋商，英方终于不再坚持应与届时英军数量250名相若的立场，我根据预案也逐步调减建议人数。北京给的底线是500人。我心想，无论数列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9是数目字中量最大的，而且也是中国的一个吉利数字，“1949”“1997”等等，北京城有九门，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城门上饰有九路钉，成语中也有九九归一、九重天的说法，所以就一咬牙提出：“509人——这是中方所能做的最大让步了。”

包雅伦不置可否，要求中方提供509名官兵在四个开进营区的分布方案。我建议小休20分钟。

在楼下中方代表团的休息室里，我请驻港部队参谋长陈知庶大校、总参谋部周振远大校会同几位专家马上为509人弄出个四营区的“布防方案”来，一刻钟内完成。考虑到英方对于先头部队进驻英军总部始终心怀芥蒂，专家们将509人按146、183、78、102的编制分在了石岗、昂船洲、威尔斯亲王大厦和赤柱军营。我鼓励大家群策群力，为这方案准备好充分的支持理由，一旦英方质疑，就由我方专家相继发言解释。

果不其然，包雅伦听取我介绍有关方案后，指进驻威尔斯亲王大厦的中国军人太多。陈知庶大校立即解释，威尔斯亲王大厦不仅是驻港英军的三军总部，也是香港回归后驻港部队的指挥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按照中国军方惯例，对于重要场区的防务安排是要设双岗的，所以需要额外的人员。

防务交接仪式其实是临时起意

这时，杨建华大校提出了一个聪明的建议，7月1日零时在附近的会展中心正举行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政权交接的仪式，在这同时，也可以在威尔斯亲王大厦举行一个中英两国驻军的防务交接仪式，有迎有送，都有尊严，双方的面子都能照顾到。

此话一出，英方代表团成员短暂交头接耳了一阵，包雅伦不再进行反驳，让助手接过中方的“布防方案”稿纸，说立刻将此上报伦敦。

因为这个建议，世界才能在7月1日的威尔斯亲王大厦看到解放军接管军营的一幕：

1997年6月30日23时53分，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正式开始。中方卫队长谭善爱中校、英方卫队长埃利斯中校各率本国卫队，相向立定，互行持枪礼。谭善爱是个大个子，威武庄严，昂首挺胸，往那儿一站，似乎比埃利斯中校高了一个头。

埃利斯中校先敬礼报告：“威尔斯亲王军营现在准备完毕，请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们好运，顺利上岗。长官，请允许我让威尔斯亲王军营卫队下岗。”

谭善爱中校声若洪钟般地大声回复：“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23时56分，中方两名士兵肩扛步枪，迈着正步走向营房大门，立正上岗。

埃利斯中校是最后离开军营大门的英国军人，他向停泊在50米开外的军舰“漆咸号”兵舰走去。“漆咸号”以西不远的上环水坑口，是1841年英国殖民远征军登陆香港的地方……

防务交接仪式达成意向后，双方再接再厉，在装备和进港时间问题上也很快达成了共识。中方承诺先头部队将不乘敞篷卡车，而改乘大客车或中型客车进入香港，承诺只携带自动步枪、轻机枪等轻武器，连同军旗都不会展露在车外；英方则同意先头部队提前进港的时间不能早于当晚21时。

至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就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的所有问题均达成了一致。包雅伦表示，所有的内容还需要得到伦敦大臣们的批准，预期23日上午可以向中方做正式的确认。我表示欢迎英方在专家层面确认达成共识，强调这些共识来之不易，是双方共同努力、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结果，希望英方代表尽快带来皆大欢喜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