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战役亲历记/百年中国记忆.亲历战役系列》：
1947年2月，国民党的第四十六和七十三两个军及新编第三十六师在山东莱芜、吐丝口一带被全歼以后，济南已呈空虚。蒋介石曾亲自飞到济南，向王耀武面授机宜，严防人民解放军乘胜攻取济南。并将其残存的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绥区独立旅，迅速猬缩到济南城郊，幻想凭借济南，集中优势兵力，挽回在山东战场的败局。但人民解放军在莱芜战役获得了全胜以后，却转入了休整阶段，并没有跟踪而来，这才使一场虚惊暂告平息。不久，国民党又把上述两个军调动到胶济线上，以第十二军驻守周村、张店一带，第九十六军驻守潍坊、益都一带，企图保持胶济铁路的畅通无阻，以维护与美国在青岛的海、空军密切联系，继续进行内战。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得到上级的许可，将第十二军与整编三十二师对调序列。整编三十二师原系西北军商震的旧部，经蒋介石一再调整，最后成为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他认为这个部队忠实可靠，战斗力也较强，调到自己跟前使用起来得心应手。1948年1月下旬，我接到王耀武的命令，令我一军迅速集结济南，以列车输送到兖州一带，接替整编三十二师的防务，尔后即归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的指挥序列。出发的这一天，正是春节的除夕，雪下得很大。官兵们烦言啧啧，怨声载道。但从我自己来说，反觉得很畅快，因为离开王耀武的控制，有利于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率十二军同九十六军一道在李延年的指挥下，进驻了济南，历时已有3年。在这3年中，自己费了不少心血，一方面既要完成国民党政府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不损失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说，既不让蒋介石吃掉，也不肯为人民解放军所消灭）。这种复杂的心情，使我绞尽脑汁。蒋介石对我这个军确也时时盘算着，不彻底改编于心不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派旧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到济南劝我离开部队，许我回东北去当辽宁省主席。他的这套消灭杂牌势力的把戏，我是早已晓得的。刘多荃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我当时对刘说：“你已经成了光杆主席，我是不干的。”蒋介石一计未成，又以命令要挟，叫我到“陆大”受训，我又推故未去。王耀武接替了李延年的职务以后，不久就传出要撤换我军长职务的消息，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我拿掉，却将九十六军军长廖运泽调走了，换上了他的老搭档陈金城，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1947年1月，我奉王耀武的命令，率军深入莱芜，由于当时情况紧迫，为本身安全计，曾相机独断地行进到博山地区。而王耀武为让他的副司令官李仙洲所统率的两个军向新泰进犯的侧翼安全起见，迫令我不计任何牺牲，必须昼夜向莱芜进军。我虽然勉强完成了上述任务，可是彼此之间又增深了一层隔阂。他们认为我是不服从命令，保存实力；而我呢，却认清了他们是在折磨我，是没有好处给我的。
这次把我推出济南，我正好是“借台阶下驴”。同时我觉得李玉堂虽然也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没有王耀武那样得势，比较易于对付。因此，我接到调出的命令以后，即令全军所有辎重、眷属一律迁移兖州，只有军直属炮兵营为第二绥靖区所扣留，未能到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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