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传记》：
第一章 苦难童年
蕲春袁氏家族曾是当地的一门旺族。据《蕲春袁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年间，蕲春袁氏远祖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获得“百户”功名，从江西来到蕲州落户，出了几代读书人，成书香门第，当递嬗到袁氏第十七辈袁晓岚时，便家道败落了。
袁殊出生于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正是这一天，黄兴率120多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广州起义。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虽失败，但其革命精神震动了全国，促使全国革命高潮更快地到来。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命运也注定了袁殊的一生是传奇的。
一 书香门第出生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是清末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的一名增贡生，幼年时，便有文名。稍长，去武昌入两湖书院及文普通学堂肄业，与黄克强、宋教仁、田桐、黄侃等人先后同学，为文字道义之交。
袁晓岚兄弟五人，祖业析产分家后，袁晓岚名下仅有两三亩花红园（类似于沙果之类的果园）。袁晓岚一度做过教谕。袁殊母亲贾仁慧出身官办盐商家庭。袁晓岚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他是武昌日知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成功后，袁返鄂任战时司令部秘书。1913年湖口、南京的革命活动，以及1916年讨袁运动和1917年护法运动，他都参与过。在新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袁晓岚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路途。可是，船过新加坡，同友人上岸游玩，袁不幸将手脚都跌伤，一度留在新加坡医伤，后来回上海广慈医院继续治疗。未能前往法国留学，这是袁晓岚常常引以为憾的一件事。1920年，袁在广东任非常国会文牍主任。1921-1926年，袁晓岚积极“参加劳动运动，扩大国民革命的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
袁晓岚在外奔走革命，无法眷顾家中的妻儿。贾仁慧在家带着袁学易（袁殊）和袁学礼（比学易小4岁）艰难度日。贾氏身材娇小，又裹着小脚，不事农活，只能靠娘家周济和典当些许物品来维持生计。5岁时，袁殊便开始其3年的私塾生活。他自小聪慧、记性很好，尤其擅长记忆古典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1919年，贾仁慧的父母过世后，母子三人的周济便无，生活日窘。后来，贾氏接到袁晓岚从上海寄来的家信，便带着袁学易和袁学礼兄弟二人投奔袁晓岚。
对于袁晓岚，作为儿子的袁殊曾回忆：“他是国民党右派（同盟会会员），在北伐后做了几任县长，因身残志懦，以一个反动的、没落的小官僚而终其生。他不照顾、也无能力照顾家庭，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小我4岁于17岁病死的弟弟，受过贾仁慧的三姐（董纯才之母）的帮助，度过我饥饿的童年，直到16岁时，我就走入社会独立生活了。”
二 童年生活艰辛
贾仁慧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沪时，袁晓岚仍在广慈医院疗伤。此时的袁晓岚已不名一文，自身难保，无力顾及家庭。贾只好投奔已定居在沪娘家的三姐，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董纯才的母亲。
董家原在湖北大冶，怎么会到上海定居下来呢？
原来，董父是湖北省一位社会名流，在北洋政府黎元洪执政时期就任湖北省参议长，后对政局不满，罢官而去，跟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在护法运动中，董父属梁启超进步党一派，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就同一些护法议员一起到上海定居下来。董家并不富裕，董父做议长时月薪有三四百元，但很快辞官不做，以后奔走革命没有资财。在上海赋闲了几年之后，董家生活无法维持，只好写信给当时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谋得个湖北资财管理处长的职位。后来，董父再度回家赋闲，生活也要靠典当度日。董纯才在上光华大学时，董父说：“我没办法供给你了，你自己设法生活吧。”于是，董纯才到南京晓庄追随陶行知先生去了。贾仁慧的哥哥，即袁殊的舅舅贾宝书有个大儿子叫贾伯涛，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黄埔同学会主席等职。
袁晓岚从广慈医院出院后，生计无着，遂投奔与黎元洪有翁婿关系的桂伯薪。桂时任浙江上虞县长。袁做中学老师，一年后在上海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中央驻沪机关工作。按理说袁有了固定薪金收入，袁家的生活应当不成问题了，可袁居然和所教的一位女学生姘居，弃袁殊母子三人于不顾。董纯才带着袁殊上学，历时年余，三个表兄弟的关系就和亲兄弟一样。袁殊晚年曾说过：“我们三家（董家的董纯才，袁家的袁殊，贾家的贾伯涛）在辛亥革命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起过不同的历史作用。”
袁殊母子三人于董家住了年余后，在外面租赁了一间小屋搬出来独立为生了。当年三十出头的袁母拖着两个孩子在上海何以为生呢？
一是以开“老虎灶”（流行于江南专卖开水、温水的店）、做针线活维持基本生活；二是靠教书补贴家用。袁殊小时候帮人卖过大饼、油条，擦过皮鞋，甚为贫苦。
1984年，袁殊重返上海，最想去看的地方，就是浦东三林塘小学的旧址，这是袁童年时代随姨表兄董纯才读书、玩耍之处，是袁憧憬和希望的起源地，但因滞沪时间太短，竟然没有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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