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1949-2019）》：
第二节 政权鼎革与近代史学科地位的跃升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萌生形成，本是学术与社会转型的产物。伴随着1949年翻天覆地的政权鼎革，马克思主义史学由边缘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批判清除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确立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这个“科学的历史观点”，毫无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由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其宗旨即为：“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种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学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筹备会经常组织座谈会，探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其宗旨为“团结史学界，改造旧史学，创造发展新史学”。
破旧立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基调。在新政权自上而下的推动之下，从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人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蔚为热潮。不少来自“旧社会”的学人，膺服于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建立空前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伟业，“看到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陈垣语），由此亦激发出对于中共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学习热情。1949年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驳斥其所谓“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的论调，说自己正在“初步研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郑鹤声在1951年撰文：“真正的历史科学，是从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也就是唯物史观或唯物的历史理论）发见时才建立起来的。我们明白马克思历史科学观的道理，就要把这个史观去研究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概而言之，如罗志田所言：“当年很多‘旧社会’过来的史家，或主动或被动，在学术层面大都采取了认同新时代、试图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他们对于唯物史观的接受，自不能简单归因于政治原因，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史家的主动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的一大特色，是中国近代史受到空前重视，在学术园地中占据了相当显赫的地位。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1952年华岗在总结两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时指出：“过去的史学工作者，由于受了统治阶级的蒙蔽，‘复古’的倾向也很严重，现在已由‘整理国故’到重视近代史的研究。两年来对近代史研究空气的提高，确是一大进步。”1953年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亦强调：多数学人已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研究。在诸多史家的总结中，均将重视近代史研究作为新、旧史学至为关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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