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研究史明代卷》立足于新世纪，全面梳理了20世纪明代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全书共分为十一章，大体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涉及了明代诸多诗歌流派及其代表性诗人的诗歌研究状况。全面深入地反映了20世纪学术界明代诗歌研究的历史，对当下明代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由首都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左东岭主编，由李炳海、赵敏俐、钱志熙、吴相洲、王培友、查洪德、左东岭、王小舒、梁庭望等学者共同撰写的学术史著作，共9卷，系统地反思了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先秦诗歌研究、汉代诗歌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隋唐五代诗歌研究、宋代诗歌研究、金元诗歌研究、明代诗歌研究、清代诗歌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贡献和经验教训。丛书不仅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的优劣得失，而且指出了未来中国诗歌研究的新的增长点，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的学术史著作。“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成果，与已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丛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相辅相成。
目录
20世纪明代诗歌研究综论
第一章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高启及吴中诗派研究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的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
第三节新时期的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
第二章刘基与浙东诗派研究
第一节20世纪的刘基诗歌创作研究
第二节浙东诗派研究
第三章闽中诗派与岭南诗派研究
第一节20世纪闽中诗派研究
第二节20世纪的岭南诗派研究
第四章江西诗派与台阁体研究
第一节刘崧与江右诗派研究
第二节台阁体研究
第三节明代前期其他诗人研究
第五章李东阳与杨慎研究
第一节李东阳研究
第二节杨慎及其他诗人研究
第六章前七子复古派研究
第一节李梦阳与前七子群体研究
第二节何景明与李、何之争研究
第三节徐祯卿与七子派其他诗人研究
第七章明中期吴中诗人研究
第一节沈周、文徵明与明中叶吴中诗人群体研究
第二节唐寅、祝允明研究
第八章20世纪的明代中期性灵诗派研究
第一节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第二节徐渭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第九章后七子复古派研究
第一节李攀龙与后七子流派研究
第二节王世贞与“格调”说研究
第三节谢榛与明代山人研究
第十章明代后期性灵诗派研究
第一节明后期性灵派诗歌前驱的研究
第二节公安派诗歌研究
第三节竟陵派诗歌研究
第四节晚明其他诗人创作的研究
第十一章20世纪的明末诗歌研究
第一节东林党与复社的诗歌研究
第二节陈子龙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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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明代后期性灵诗派研究
第一节明后期性灵派诗歌前驱的研究
一、李贽的童心说与诗歌创作
从20世纪的总体状况来看，李贽研究可谓当之无愧的显学，从反封建的先驱，到评法批儒的斗士，再到回归本相的“人”，李贽的面貌逐渐在各个层面得以讨论，变得更加确定，更加清晰。
20世纪初的李贽研究，是伴随着清末民初的反封建思潮兴起的。作为封建时代的“异端”及其“邪说”，在近代革命者的眼里，李贽是一位叛逆者和斗士。衰微落后的国势，列强环伺的绝境，使得专制制度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凡叛逆者皆是，而其对立面自然全非。1907年，刘师培以“不公仇”之名在《天义报》发表《李卓吾先生学说》，为上世纪李贽研究之始《天义报》1907年6月10日。。1916年吴虞的《明李卓吾别传》发表于《进步》第9卷第3期，认为之所以“吾国学术人才之萎靡衰颓，江河日下”，儒教之攻伐异端乃“执其咎者”。他在文中力辩李贽生平行事之情实，批驳历来污蔑之词，更重要的是要追究国运不振的原因，也就是封建制度包括封建礼教。这一时期的李贽研究，深深地带着当时政治局势、社会制度、社会风气以及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之印记。由于重在新思想的宣传，此时的有些成果难免疏漏。如黄云眉指出吴虞所传“仅就各家记载本文，割凑成文，非精心钩稽”，虽然大致“无甚出入”，但“其中尚多谬误”。因而，黄云眉就李贽“在官削发”“讲学会男女”“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与耿定向交恶”四个方面加以辨正，为李贽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此外，乌以风《李卓吾著述考》也可资参考乌以风：《李卓吾著述考》，《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辑刊》1932年第2期。。
李贽文学研究方面，郭绍虞和朱维之的论著较为可观。前者以《童心说》为中心，指出李贽与阳明心学的继承关系，并对李贽的基本思想进行了分析。后者着眼于李贽的影响，一一辨析其与公安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李贽在晚明时代的意义。此外，朱维之还支持周作人晚明文学运动与新文学运动性质相似的看法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朱维之：《李卓吾与新文学》，《福建文化》1935年第18期。。他们为20世纪末李贽研究的展开和深入构筑了基本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李贽文学研究，也出现过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黄海章认为李贽的童心说是唯心主义的“唯情论”；童心说所谓的“真实情感”，“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一般论者都注重童心说“真”的内核，在真伪之间，真当然是更值得肯定的。但如进一步追问：所有的“真”都是可肯定的吗？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真”才值得肯定？李贽所谓“真”与“善”或“美”有没有关系？其理论源流究竟如何？黄海章没有停留在仅仅指出李贽童心说的抽象、超阶级本质，他沿着上述方向继续追问道：（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家）的思想感情，也是真实的，难道可以说，这也是“天下之至文”吗？……李贽的“天下之至文无不出于童心”的主张，既然是属于“唯情论”的范畴，我们便不能因为他在当时反复古主义方面曾起过积极的、进步的、战斗的作用，便认为今天还可以照样把它继承下来。黄海章：《评李贽〈童心说〉》，《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3期。在李贽那里，“真”是绝对的，善恶是次一级的价值范畴，从属于“真”。因而，童心说并不包含额外的规定性。它只论真不真，不管善不善。黄海章的追问，自然是以善恶为根本的价值标准，并未真正触及李贽童心说性地“真空”的禅宗渊源。其中原因，恐怕仍然要归结到高悬着的“善恶”观念。（在新时期，同样发出追问却很可惜地没能更进一步触及童心说之根本性质的研究，还有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20世纪末的推进，此一追问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方向。
本时期影响重大的文学史，都肯定李贽在晚明思潮和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如文学所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在王学左派这种进步思想基础的影响下形成的童心说，有力打击了复古派的不良影响，对公安三袁有重大影响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撰：《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29页。。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也肯定了李贽的进步性，认为其叛逆和战斗的思想代表了市民的要求，“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以及维护封建的特权思想和宿命论思想”。该书肯定李贽的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对普遍认为不及散文的李贽诗歌，该书也以“战斗精神”的原因略加表彰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87—988页。。无论散文还是诗歌，此一时期研究者几乎**的最终评价标准都是思想性。于是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同样具备可观的思想性，何以李贽诗歌不为世人所重？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其诗歌？此一问题，仍需长久的积淀才会浮出水面。
尽管本时期研究的质量尚有可议，然而由于李贽极受瞩目，有关的文献整理方面成果丰硕。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李贽的主要著作《焚书》《续焚书》《藏书》等。1957年，容肇祖著成《李贽年谱》。在学界纠缠于崇法反儒的“文革”期间，泉州市文管会发现的李贽家族资料、厦门大学历史系编辑的三期《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等成果，是寥若晨星的亮点。
改革开放以后，李贽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多元价值观念的考量中，李贽的形象逐渐开始从各个侧面得到揭示，我们所获得的李贽形象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满。
首先是文献资料和李贽生平研究的重要进展。李贽的名气很大，以他的名字撰著的书很多，而这其中有不少如《四书评》《史纲评要》等都是伪书“文革”时期，因李贽研究牵涉政治，《史纲评要》的真伪无法得到客观的结论，甚至导致著名学者王重民的人生悲剧，令人唏嘘。参见崔文印《〈史纲评要〉和王重民先生之死》，《人物》1981年第4期。。刘建国在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李贽的生平资料、著作流传、著作真伪、主要著作史料分布、著作版本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522页。。张建业《李贽评传》、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也是比较重要的成果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92年又有修订版；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周祖譔《李贽下狱事探微》是李贽生平研究的重要成果。李贽之死，通常都被作为封建统治者迫害进步思想斗士的罪证。此种说法固有道理，但远非全部真相。周文在详尽考订的基础上提出：李贽下狱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发端，不同廷臣对李贽的弹劾动机也不尽相同。因此，“李贽之被逮也，出于沈一贯之借此为发端，欲达到排挤沈鲤入朝之目的，其主因不在李贽之进步思想不容于封建统治者已也”周祖譔：《李贽下狱事探微》，《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文章考订精详，甚可重视。
新时期的李贽研究，逐渐远离了单一价值标准绝对化的思路而转向在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中搜求事实真相。比如，李贽其人其说对晚明性灵文学思想解放和追求自适之人生价值的作用巨大，“童心说”也为“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方面有过不少的研究成果。此外，以个性表现为核心的文学思想不仅体现在李贽的理论阐述、作品评点中，也贯彻在他的诗文创作中。学界以往的眼光多集中在李贽文学思想（理论）的解释评价（重要的如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袁震宇等《明代文学批评史》、孙昌武《从童心到性灵》等），但对其诗歌创作突破复古派的格调说，不为任何既定法度约束，自然挥洒的特征却缺乏关注。另外，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李贽的哲学思想、文学见解、文学创作之间的具体途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为何他的诗歌未曾达到与散文一样的高度？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对此，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以童心说为纽带，以个性精神为指向，全面梳理了李贽的哲学思想、文学见解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一致性。他认为李贽的文学思想构架如下：文学的目的是“自适”，作者本人是文学创作的首要因素，作品应当是作者的自然表现（化工），而真与趣则是最终的审美追求。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李贽“作诗大多都不在声律对仗上费心思，亦不拘于某体某格，往往信笔挥洒，达意而止”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由于作者旨在全面讨论李贽的文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特色仅仅指出重点，未曾细论。张迎胜等《回族古代文学史》也概括地谈到李贽诗歌特征是“多不受格律形式的限制，很少用典故，常常以口语入诗，显得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张迎胜、丁俊生主编：《回族古代文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陈曼平通过对李贽诗歌的分析，补充了李贽形象的另一面：重视夫妻之情、朋友之情，好读书、恪守儒家教义，蔑视富贵名利，关心现实（倭患）陈曼平：《一代奇杰——明代文化名人李贽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70页。。周伟民认为李贽的诗“慷慨悲壮，不饰雕琢，以他的真情实感，痛快淋漓地揭露时代的弱点，抒写惨淡的人生”周伟民：《明清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王玫的《混世不妨狂作态，绝弦肯与俗为名——李贽诗歌刍论》似乎是20世纪**一篇李贽诗歌专论。她认为，李贽诗歌的价值在“正统诗观之外”，其数量题材并不特别，却以“奇”呈现出来。这表现在：其诗歌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之“奇”；在语言声律方面不受束缚，打破传统的格套清规；诗歌语言变典雅为俚俗；以趣胜不以韵长。王玫还指出李贽诗歌的不足在于因通俗而缺乏锤炼，格调低俗；过于求新求变使得破之有余，立之不足王玫：《混世不妨狂作态，绝弦肯与俗为名——李贽诗歌刍论》，张建业主编《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贽诗歌的基本特点大致如此，再进一步的研究大概只能是根据其思想变化的不同阶段讨论其诗风的变化，或者需要在评价标准方面有新的思路。
几乎所有的论者都认可李贽在晚明文学思潮中的重大影响，也肯定他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但对他的诗则评价要低得多。正如前引王玫文章的结论：李贽的诗旨在自我表现，破格无法，俚俗有趣，但问题也正在于因为缺乏格调，它的文学史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于是我们再次回到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难题：文学是有独特价值的吗？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乃至其它方面的价值是可以分割开来的吗？或者我们当前用来评价李贽的个性自由等价值标准，也像前人所用的“反封建斗士”“叛逆者”一样值得质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