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散文研究》：
二 个体作品集序：叙事详尽、色彩浓厚王禹偁专门为个人的作品集撰写的序包括《东观集序》《冯氏家集前序》《孟水部诗集序》《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桂阳罗君游太湖洞庭诗序》和《神童刘少逸与时贤联句诗序》等6篇，从文章结构来看，这几篇序和我们今天的书序是大致一样的。
这些序文有着很明显的共同体例，每篇一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先对作品集作者做一个定位性评价，然后叙述著作者的个人履历，接着对作品集及其著作者进行评价，说明作品集的编写体例和内容，最后交代作序的目的、时间和撰序者的身份，当然也不忘顺便表达一下自谦之意，这种体例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
《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以“释子谓佛书为内典，谓儒书为外学，工诗则众，工文则鲜，并是四者，其惟大师”将通惠大师定义为精通儒佛两家之学、工于诗文的大家，接着全文用大篇幅叙述大师的平生履历，重点突出其文名备受时人推崇，最后以“猥蒙见托，不克固辞。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凡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学集四十九卷。览其文，知其道矣。因征其世家行事，备而书之，使后之传高僧铭塔庙者，于兹取信云”收尾，将作序者自谦、大师文集的编写体例和作序的目的一一解释清楚。
总体说来，王禹偁这类序文有两大特点。一是叙事极为详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叙事本来也是序的特征，只不过因为所序之事的特殊性，王禹偁在这些序里叙事可谓是不惜笔墨。譬如《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就将通惠大师从出生到终老的过程完整而详尽地一一交代，《孟水部诗集序》尤其如此，其他序亦然。之所以如此，是跟王禹偁作此类序的目的和原则有关，如《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云“因征其世家行事，备而书之，使后之传高僧铭塔庙者，于兹取信云”，《东观集序》亦云“故并序其官氏，拜章进御，乞付三馆，亦所以备史笔之阙文也”，正是出于“备”的目的，所以在王禹偁的这类序里所序之人的生平资料尤为详尽，这就使这些序文具备了史料价值。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孟水部诗集序》，由于孟水部诗集在元代之后佚失，现存于各种史料著作中有关作者孟宾于的资料都是以王禹偁这篇序为依据的，后人也只能从这篇序里了解孟宾于的生平履历和著作情况，其史学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这类序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主观色彩浓厚。通过序文内容来看，这应该跟王禹偁与所序之人之间的关系有关。在《东观集序》《冯氏家集前序》《孟水部诗集序》《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桂阳罗君游太湖洞庭诗序》和《神童刘少逸与时贤联句诗序》等6篇序文里所叙之人不是王禹偁的同年挚友就是其钦佩之人，在叙事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个人情感是无法避免的，唯其如此，王禹偁此类序文往往充溢着动人的感情色彩，这种感情或是由衷的仰慕，或者是痛彻心扉的悲伤，抑或是情不自胜的欢欣。
王禹傅是很反对佛教的，认为“像教弥兴，兰若过多，缁徒孔炽，蠹人害政，莫甚于斯”，其对佛教强烈的排斥态度招致众僧尼的怨恨，直接导致被贬商州，王禹偁的一生从此大起大落、反反复复直至死于职守。从这一点来说，王禹偁能够为通惠大师的文集作序实属难当，如果不是出于对通惠大师学贯儒释两家的超人文学才华的敬佩，单凭他对佛教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僧人作序的，文章不但开始就发出了“其惟大师”的赞叹，而且最后还用“岂所谓必得其寿，必得其位乎”来表达对大师的仰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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