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区域社会与国家治理》：
20世纪90年代，海外学者讨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影响到国内学术界，先是政治学后是历史学。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近代史、明清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研究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地表述为“社会与国家”，体现出自下而上从社会看国家的研究立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有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商代史·卷4）》，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孟宪实、荣新江、李肖主编《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刘后滨主编《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以及杜常顺、杨振红主编《汉晋时期国家与社会论集》都反映了编者对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追求。明清史领域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成果较多，代表性的成果有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吴琦主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李治安主编“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9种。近代的相关研究则有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还有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等。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学者李友梅《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解放日报》2008年12月18日）提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活实践始终存在无法摆脱的张力，提出尝试构建“制度一生活”的分析框架，以“自主性”为观察对象，更有效地呈现和解读这一社会变迁过程。这一想法或许也适应于社会史研究。社会史学者也在研究实践中敏锐抓住了制度与生活的关系，如刘永华《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可以预见，随着日常生活史、新制度史研究的展开，“制度与生活”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结构与生活的社会史
新时期社会史强调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重视从群体关系的结构探讨社会。有别于以往比较单纯重视生产关系而兼顾法权关系的探讨，从阶级关系向等级身份的研究转变，或者说将两者结合起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研究的成果。如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聂宝璋《中国买办阶级的发生》。
着眼于社会结构的研究，通贯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沈大德、吴廷嘉《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不同时期社会结构探讨方面，有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吴琦《明清社会群体研究》，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等。
新时期社会史的重要特征是强调全方位研究普通民众的生活，社会史除了重视社会结构，同时重视社会生活。前述社会生活史研究著作之外，还有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商代史·卷七）》、蔡锋《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秦新林《元代社会生活史》、李长莉等《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朱汉国等《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00-1949）》《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49-2000）》论述了民国与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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