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研究（第八辑）》：
1947年初，受白色恐怖的影响，经理黄洛峰决定重庆三联向海外发展，在香港设立机构。于是派倪子明、汪静波去香港办读书出版社分社。同时，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亦在香港建立了机构。1948年2月12日，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发出“藉共匪宣传机构名义”查封生活、读书、新知三店的密令。这样，三店不得不紧急应变，决定同时撤离，并宣告读者迁往香港。
三家书店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业务上互相帮助，在人员上互相支持。读书生活出版社刚成立时，缺少有经验的员工，生活书店便调几个人过去，给予支持。对外则联合作战，同时，为了保护同志，三家也是一致行动。在著名的沧白堂事件中，三联同人积极参加并发挥作用。每晚，除留少数人在店内留守外，其余的人提早到会场去，站在讲演台周围，既是基本听众，也做保卫工作。三联同人们和新出版业的部分青年，同社会大学、育才学校的师生一起，在讲演台周围围成几层人墙，不让坏人接近我党代表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在散场时保护他们通过拥挤的人群安全退场。
校场口血案中三联的员工同样发挥了作用。1946年2月10日晨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大会会场，重庆三联、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的红旗排在会场的前列，社会大学、新华日报、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等各执旗帜，进入会场，23个团体的队伍和其他庆功的人流，向校场口汇集。大会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黄洛峰、闫宝航、施复亮、李德全、马寅初、史良、刘清扬等，政协代表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罗隆基等先后到达。整个校场口旗帜飘扬，山城人民为之欢呼。
李公朴刚要讲话，却被特务、打手包围，拳打脚踢，从台上一直推到台下，头部遭铁尺猛击，当即血流如注。郭沫若、马寅初急切上前护李，并大喊“请勿打人”，郭、马亦遭毒打。郭沫若左额被打肿，胸部被踢伤，眼镜被打落在地上。马寅初被打致伤，连外衣也被特务撕去抢走。施复亮被几个特务拖打得遍体鳞伤，适逢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车到，把他救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老人也被包围，重庆三联的一批青年和早有安排的一批工人，紧紧贴身保护沈老，阻挡了特务的拳打脚踢。其他政协代表和主席团成员，都被健壮青年分批围护，含恨退离会场。
更早在1944年的一个夏天，特务来到读书出版社的宿舍，找到老板黄洛峰，要他交出马以光（马仲扬）。这时马以光就站在黄洛峰身旁，特务不认识，还一再问老板，黄洛峰机智地说姓马的早就离开了，不干了。并使眼色让马离开。马装作送书的工人去到读书门市部，特务也来到门市部询问，马再一次从特务面前走过，到新知书店的门市部以看书为掩护，暗中观察对门的读书出版社门市部的情况。是读书和新知的员工联手保护了同志，战胜了愚蠢的敌人。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特别是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之后，全国解放在望。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由部分合作走向彻底合并。在中共港澳工委文委领导下，经胡绳、邵荃麟和黄洛峰、徐伯昕、沈静芷反复酝酿、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于1948年10月2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彻底合并任务宣告完成，三联书店从此走向新的辉煌！三家书店之所以能够彻底合并，成为国统区革命出版的中坚，因为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又有长期合作的基础，而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书店，是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长期扶持、帮助、教育的结果。
1935年党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之后，三家书店自觉地配合当时蓬勃兴起的救亡运动，在出版的书刊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救国，在政治上跟着党走，这是在党领导影响下的一个开端。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冬，党在武汉公开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时新知书店接受党的任务，用“中国出版社”的名义，翻印延安出版的书刊，读书出版社总经售在武汉出版的党刊《群众》周刊（其后改由生活书店总经售），为党做了一些出版发行工作。
1940年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召集三家书店负责人开会，亲自给予指示，要三家书店合作到延安、太行开办华北书店，并由党拨给华北书店一些流动资金，这就是三店联营的开始。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三家书店，重庆以外的分支店统统被封门或勒令停业，有的地方还抓了人，三店损失很重大。在这个严重关头，南方局对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及时给三家书店很多指示，三店才能分散一些力量去做买卖，很快把人疏散到香港等地向海外发展。抗战胜利后，又是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才能到山东、东北解放区设店和经营贸易，业务又才重新活跃起来。
在抗战当中和抗战胜利以后，党在白区和解放区（除上述外还有苏北、华北）先后几次拨给三店流动资金，是三店在经济上能够支撑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总之，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三店是不能生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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