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著作中，宫崎市定从制度的层面，十分精彩地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门阀的形成历程，以及在汉族社会发育成熟的贵族制度如何成功地移植于北方民族统治的北方社会，胡汉合流，出现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局面。实际上，这是一部通过“九品中正制度”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与社会形态演变的鸿篇巨制，强有力地支持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京都学派的学术里程碑，而宫崎市定本人也成为公认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新一代领袖。他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成就超过了东西交流史的建树，以至于一般人甚至不清楚他同桑原骘藏的师承关系，将他视为内藤湖南的衣钵传人。
2007年，我们翻译了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4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可见国内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热情甚高。《九品官人法研究》被日本学者誉为代表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史最高水平之作，驰名学界，一直影响着日本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史的不少见解，与中国学者并不相同，但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引起许多学术讨论，推进了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与职官制度史研究的深入。国外的中国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观察中国，往往给我们新鲜的启发，拓展视野，激发思考，颇有裨益。
由于这本译著在市面上脱销，旧书市场书价腾贵，甚至报出近十倍的高价。不断有史学爱好者通过各种途径询问本书的再版消息。
我们没有同意马上再版，是因为对于此书的翻译，比较认真和严格。例如，作者引用的文献，我们都使用与之相同的版本进行核对，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当时做了一些“译注”。出版以后，又发现了一些需要订正之处，所以先压下来。因为手头工作太多，没想到这一拖就是十一年。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三联书店联系我，构想做成一个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名著译丛，我非常赞同，着手修订此译著重新出版。
此次修订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于原著引文以及作者的论述再做核对，订正或者说明之处，皆出“译注”。
引文错、漏及断句，在上世纪老一代学者中并不少见。因为我同他们有很多交往，所以多少了解一些真情。他们原来是书塾教育出来的，诗文史料从小背诵，颇有自信，长大写作时未必都核对引文，难免出现问题。从订正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风格。“译注”不使用“错讹”之类的批评，原因在此。因为他们未必真的错了，而是对于自己的记忆过于自信。对于现在靠翻书才能写出引文的研究者，未必了解老一代学者，故喜欢痛加贬斥。
《九品官人法研究》包含的信息量很大，线索错综复杂，作者难免偶然出现前后抵牾。这些地方出“译注”，是为了提醒研究者而已，同时也是一种学术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译者必须做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发现问题，使得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能够更加完善。从本书问世以来，作者及其学生已经做了无数次的订正，展现出大家对于这份学术成果的爱护。
第二，是对于译著中的鲁鱼亥豕做了订正。
当年译者翻译本书时，采用电脑汉语拼音、字词联想的输入法，造成谐音字和词语删除不干净等问题，后来在看清样的时候，有个别地方遗漏了，没有发现。例如“都令史”误作“督令史”；“户调式”误作“户调形式”，虽然这种错误很少，却比较严重，这次做了更正。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而且是不同表达方式及思维逻辑的转换。日本人喜欢长句式，在一个长句子里面包含好几道意思，翻来覆去。如何用中文表达出来，让句子简明易懂，常常让我们费尽心血，译文不尽人意。这次再版对此做了修改，力图让文字更加顺畅。
第三，对译文增加了必要的说明。例如，日本近代旧教育体制，“高等学校”乃大学预科，或者相当于现今日本大学的教养学部，故设有教授。而在现代日语中，“高等学校”指的是高中，或者专科学校。学习现代日语的读者会奇怪为什么没有将“高等学校”译为“高中”。本书作者语言生动活泼，使用了一些当年的土语。对于这些地方，不加解释容易造成中国读者的误会，译者对此自我反省，这次适当增加了解释性译注。
学术本是一件与世无争的研究，翻译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它们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此次修订之后，一定还有未能发现的问题、尚可改进之处，我们非常欢迎读者指出来，不管是批判还是商榷，一概虚心接受，只要能让译著更好，所有的付出便有了价值。
宫崎市定和他的学生，处于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国家重建的阶段。二战的失败，促使日本学术界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对于东亚文化本质的深入探究，去思考日本为什么会走上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以及西方文化强势控制之下，东方文明是否还有价值，如何重兴等根本性问题。反思推动着学术研究，激发起探索的热情。在这个思想大背景之下，涌现了一批深刻且视野宏大的学术著作，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思考。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无风无浪的年代，日本的学术也变得不同往日。
充满思想和热情的年代诞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想继续将它们翻译出来，供我国学者借鉴，祈念广大读者一如既往，给予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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